第十四章  匿居温州（6）

    来了，天地变换，新时尚新风情，新的人事环境，胡兰成感到了压力和紧张。胡兰成在温州中学又待了半年，1949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他被转往了瓯海中学。紧接着城市开展了“肃反”运动，乡村开始发动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分田地土改。乡绅地主逃进了城里，城里人则逃往上海。学校也不例外，胡兰成与同事每周参加小组学习，每天跟同事一起唱歌，还须填写各种表格，交代自己的过去经历和现在的认识。同事之间来往少了，话不多了，人们之间的气氛变得紧张，胡兰成更是整天惶恐不安。一学期结束，学校组织师生开会，两个学生代表发言，对教师进行品评，胡兰成被当场罢免了教职。

    被罢免教职，虽然不是他的老底被揭穿，但突然失去了社会身份，失去了收入，几年惨淡经营在温州好不容易打下的基础一下子抽空，令他四顾茫然。失去了社会身份，成为“社会闲杂人员”，他的汉奸老底被人揭穿，迟早是必然的事，他担忧又害怕，却是无处可去，仍然住在学校里。新的社会，刘老先生尚自顾不暇，他不可能再依靠，唯一像是有点希望的只剩下那遥远的、从未见过面的梁漱溟了。

    胡兰成原本可在温州解放前离开，按他自己所说，梁还在办勉仁书院时，曾邀他去四川做教授，还准备给他寄路费。可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南京往四川的交通断绝，他与梁的通信也中断了。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梁先生给他来了信，这次不是要他去四川，而是邀他跳龙门，去北京，此事按他记述是这样的：

    梁先生是周恩来电邀他到北京，其时尚留在莫斯科，我写了几封信给梁先生，要他向最高当局进言，一、即刻停止制造阶级斗争。盯保持产业的平等和谐。三、平等开向现代西洋。四、如实建立中国史学。及回北京，梁先生向他表明不愿参加人民政府，惟愿以朋友的地位进言，因把我的信都给他看了，不以我的信为然，但是答应了梁先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并问聘谁为副，梁先生推荐我，亦同意了。我把《山河岁月》告一结束，又给了外婆一点钱，收拾行李动身。[11]

    这简直是在写神话了。

    如此说来，胡兰成先给梁漱溟写信，向提了四条建议，梁漱溟深以为然，不然的话，梁漱溟不会将胡兰成信给看。但不以为然，不过看过了他给梁漱溟的信，肯定知道了他胡兰成。答应梁漱溟开办文化比较研究机关，显然，前此梁已向提过这一要求，并主动问梁准备聘谁为副职，梁漱溟推荐了胡兰成，就同意了。所以，胡兰成离开温州，不是慌慌张张地狼狈逃离，而是堂而皇之地去北京赴任，去做京官做文化比较研究了，而且是亲自同意的。

    这可能吗？梁漱溟是个学者，也是个政治人物，在民盟重庆时代可说是一度活跃于国共调停政治中心的政治家了。不说他是否会同意胡兰成的四点建议，即便同意，他会贸贸然将一个从未谋面的无名之辈的狂妄建议拿到面前请其过目？这无论如何是不合规矩的。其次，梁漱溟二月才见到，三月才有机会与个别谈话，四月，就“介绍”梁往外地农村工厂去做调查考察。这种时候，会同意梁办什么比较文化研究机关？居然还会问梁准备聘谁为副，而梁推荐胡兰成，也就同意了？胡兰成像是在做梦，硬要把自己与拉上关系。在时代，梁漱溟从来就没有办成过什么文化研究机关。

    梁漱溟想办文化研究机关可能是真的，向提出过或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可能也确有其事，一种说法是，梁漱溟在九月份向有关部门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另一种说法是三月，以下是一份较为详细的梁漱溟事迹编年记中的有关记载：

    三十九年（1950）

    一月，由重庆抵达北平，居于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亲戚家，是时访苏未归，梁漱溟语周恩来云：“有些问题还要观察一下！”

    二月，返自莫斯科，二人重逢于北平火车站。

    三月，毛多次约梁至中南海谈话，并请梁在新政府中任职，梁告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敬辞不受（其后毛批评梁：“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并告以希望办一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毛听后未置可否。[12]

    从时间上看，三月和九月，更可能是九月，向当面提和向有关部门提，更可能是后者。但不管是哪一次，梁漱溟的这一提议都未得到批准。从未得到过批准或的首肯，又哪来的什么“为副”之说？若是九月的话，胡兰已逃出大陆，正在准备偷渡日本，又怎么接梁漱溟的信？

    显见，这全是胡兰成一片妄想狂的胡言。

    梁漱溟有信给他，让他去北京，或许为真。三月，胡兰成收拾行李仓皇离开温州，确实为真。

    刘老先生前来送行。可怜刘老先生自始至终受了胡兰成欺蒙，不知道自己器重又相助的这位后辈，却是自己唾弃的汪伪政府的漏网汉奸。

    从温州到上海

    胡兰成离开温州，仍走的是自己前几年逃亡的老路，搭内河船经丽水到了杭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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