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主要是适应17 世纪明代社会工农业生产和技术上的需要而写出来的，作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当然首先是当代和后世的中国人。他并没有想把这部书写给外国人看，甚至更没有想到这部书后来会飘洋过海，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和欧洲各国，造成那么大的国际影响。但他的辛勤劳动终于得到国内外的报偿，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当一部优秀著作问世后，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会迟早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加以研究、引用和介绍，从而使该著作的影响越出了本国的范围，而走向世界。对《天工开物》而言，正是如此。当此书初版问世及再版刊刻之际，虽然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已进入科学革命的时代，在数理科学领域内完成了许多突破，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在形成，自然科学已摆脱中世纪的面貌，而以崭新姿态在加速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工农生产部门，则情况远非如此，不少部门仍以传统手工生产方式生产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我们测览当时各国出版的这类作品时便会证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将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部门需要有一段时间，其周期肯定比现代要长得多。蒸气机的历史就是如此。早在17 世纪有关蒸气机的思想即已酝酿，但付诸实际还要等一个世纪。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要经历一个资本积累阶段，资产者还没有足够资金和技术能力投资于工农业生产的全面技术改进。因而《天工开物》书中所述工农业生产技术及其所附插图，能成为各国技术家心领神会的科技“语言”，而易于理解和接受。对于与中国邻近的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而言，《天工开物》简直能成为这些国家受过文化教育的大多数读者立即读懂的现成读物。就当时亚洲国家社会生产技术水平而言，书中所述与各该国家大体上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因此当此书传到这些国家后，很快就成为读者有亲切感的读物，因而能立刻发生影响。现有资料表明，宋应星的这部书从17—18 世纪就已及时传到日本、朝鲜，立即受到学术界重视。从18 世纪起，该书又传到欧洲，但由于语言文字上的障碍，直到19 世纪前半期才发挥其社会作用。至20 世纪以来，继续为各国学者所推崇，被公认为一部世界古典科技名著，且已被译成外国文字。我们在这一章主要介绍宋应星的这部科技杰作在国际上的传播情况和在外国产生的良好影响。当然，宋应星的著作决不止这一部科技书，他还有《野议》、《论气》、《谈天》等近十多种人文科学著作，其中蕴藏他在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优秀思想。只因问世时遭社会动乱，未及广泛传播，没有象《天工开物》那样越出国界并产生国际影响。

    《天工开物》首先流传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国。明崇祯十年此书刊刻时，正相当日本江户时代（1608—1868）的宽永十四年。日本著名的科学史家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及薮内清（1906—）博士都对《天工开物》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作过研究。①—②这两位学者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此书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87—1988 年期间，当我在①三枝博音：日本技术部门舆天工开物影响，《天工开物研究》，第26—37 页（东京：十一组出版部，1943）笔者已将此文译成汉文，载《科学史译丛》，1980 年1 期。

    ②薮内清：天工开物的刊行和它的影响，《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第28 页（商务印书馆，1959）

    京都大学任职期间，曾沿着三枝和薮内二位老前辈的步迹，追查了引用过《天工开物》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原作，获得了直观认识，同时也看到一些新的材料，愿在此一并介绍。迄今为止，《天工开物》引入日本的确切年代还没有象《本草纲目》那样弄得一清二楚，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仍未发现与此有关的直接史料。但关于传人的地点则多少可以肯定是在长崎，通过中国商船（日本叫“唐船”）载入的。据大阪友人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1927—）先生在其《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1967）

    第710 页所载，现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商船载来书目》称正德二年壬辰岁（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3 年）中国“天字号唐船”向长崎港出口《天工开物》一部。③明清两代中国商船装载各种货物及书籍都是先从长崎着陆卸货，再从那里转运日本各地。这些中国商船几乎每年都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通往长崎，四季不断。

    根据日本当局规定，凡唐船运来书籍都要由当地官府登记造册，而《商舶载来书目》是专门记录中国运来的书籍的。从1694 年至1713 年这种书目逐年记录在案。1694 年前的书目肯定也有，但存下来的不多。我们不能认为1713 年是《天工开物》传入日本的最初年代，因为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已在其作品中引用了这部书。不过这条史料却告诉我们，《天工开物》最初传入日本的地点是长崎，而且由唐船直接载入。要解决此书传入日本的最早年代，只好从引用此书的早期作品年代获得旁证。正如三枝氏所说，最早引用《天工开物》的，是17 世纪江户学派的著名本草学家贝原笃信（1630—l714）。

    贝原笃信字益轩，长于本草学、博物学和汉学，被西方人称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其代表作有《大和本草》（1708）、《本草纲目校正》（1672）、《花谱》（1694）、《菜谱》（1704）等。他在元录七年（1694）成书的《花谱》和宝永元年（1704）成书的《菜谱》二书中，虽然在文中没有提到《天工开物》，却在《参用书目》中列举了此书。①这可能是日本学者提到此书的最早文字记载。元录七年相当清康熙三十三年，即清代第二个皇帝玄烨（1654—1722）在位的中期。

    三枝氏由此认为《天工开物》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可信年代当为日本元录改元（1687）前后不久，也就是说至17 世纪80 年代即已到达日本，上距此书在中国最初刊行尚不及50 年，可谓迅速东渡。贝原氏这位当时最博学的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独具智眼，不只看准（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而且还看准《天工开物》及《农政全书》的学术价值，因此三部明代杰作均成为贝原笃信的座右读物。从此《天工开物》在东流已找到知音。1708年益轩在用古体日文写成的主要著作《大和本草》卷三试金石条正文中便写道：“登试金石上，则金银之真伪立见分明。有名为《天工开物》一书言之甚详。”①此处他在正文中提到《天工开物》。的确，《天工开物。五金》章云：“凡金性又柔，可屈折如枝柳。其高下色，分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登试金石上，立见③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第710 页（京都：大宝印刷株式会社，1967）

    ①贝原笃信：《花谱。参用书目》，载《益轩全书》，卷一，第124 页（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

    ①贝原笃信：《大和本草》，卷3.第25 页（宝永五年戊子原刻本，1708）

    分明“。鉴于笃信多次参引《天工开物》，想他必藏有此书之中国原刊本或其写本。贝原笃信精通汉文，而且其本人收藏有很多汉籍，可以说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利用他的丰富藏书从事著述，这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据其传记资料所载，藏书除幕府赐书外，多为自己购求。如延宝四年（1676）他曾至长崎购书，而长崎掌管图书进口的官员又有其友人，可协助提前得到好书。②进入18 世纪以后，《天工开物》中国原版随其余著作，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救荒本草》、《武备志》等陆续东渡，因而接触此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大藏书处也入藏此书。

    前述1713 年中国商船将《天工开物》运至长崎，只是一个实例，未见诸记载者必为数不少。东京都目黑区驹场851 号的前田氏尊经阁文库，即藏有杨本《天工开物》。按尊经阁是江户时代加贺藩（今石川县）的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7）侯爵建立的大型书库。水户的彰考馆亦藏有该书。这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于明历三年（1659）在江户（今东京）开设的《大日本史》编辑所，内藏各种珍本秘籍。③宽文十二年（1672）移至小石川，取《春秋左传》中“彰往考来”之句而命名为彰考馆，文政十二年（1829）移至水户。彰考馆兴建并入藏图书时值清初顺治末年，其所藏杨本刊出年代可能亦在此时。尊经阁和彰考馆藏本可能是17 世纪清初顺治至康熙年初从中国输入日本的。

    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的佐伯文库，也藏过杨本《天工开物》。①这说明清初福建刻书商出版此书后，很快就由福建船主运往日本。彰考馆本及佐伯文库藏本于20 世纪时又回归中国。东京都世田谷区冈本二丁目的静嘉堂文库，更藏有明刊初刻本即涂伯聚本。该文库是在明治（1868—1911）时期由三菱财团首脑岩崎弥之助（？—1908）所创立。取《诗经。小雅。既醉》中“笾豆静嘉”之句命名为静嘉堂文库。1898 年该文库收得明治初期的教育家中村敬宇（1832—1891）的一批旧藏书，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及其他善本汉籍，从而使文库藏书一改旧观。我们在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书首见有“中村敬宇藏书之记”

    铃印可资为证。该本书首更铃有篆刻“长海平氏清玩”及“宜尔子孙”二印，则是此书原来中国藏主之印。此外，日本国也有私人收藏此书者。例如宽保三年（1743）七月，深见新兵卫所藏《天工开物》曾借给红叶山文库缮写。②深见新兵卫为高玄岱（1649—1722）之孙，华裔，世于长崎定居；后任唐馆大通事。

    ②井山忠：《贝原益轩》，第270 页（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

    ③东洋夕一编：（日本汉籍集）（东京：编者自家出版，1961）

    ①潘吉星：北京图书馆藏本杨本《天工开物》，《文献》，11 辑，第187 页（北京，1982 年3 月）

    ②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学史》，第359 页（东京：平凡社，1973）

    继贝原笃信氏之后，伊藤长胤（1670—1736）于享保十一年（1726）成书的《名物六帖》中也引用了《天工开物》。伊藤长胤字源藏，号东涯，儒学家，著述甚富，与江户（今东京）的狄生双松（1666—1728）齐名，同为著名的大学者。双松字茂卿，号徂徕。在伊藤长胤所著《名物六帖。人品三》讲铁工时写道：“《天工开物》云，锤工亦贵铁工一等”，引自《天工开物。锤锻》。他在《名物六帖。器财十二》谈风箱时称：“风箱，《天工开物》云，其炉或施风箱，或使交箑”①，引自《天工开物。五金》，诸如此类。宝历十一年（1763）科学家平贺国伦（号鸠溪，通称源内，1728—1779）在其《物类品骘》中，已毫不稀奇地在叙述制糖设备时转引《天工开物。甘嗜》章中的插图（图55）{et;中认为它不只是中国，“而且也是东洋的一部有代表性的技术书。此书虽然是成于三百多年前的古书，却包括从产业到工艺品制作方法的全套技术，在这一点上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书物。此外，这部书无论如何是值得给予注意的在中国出现的技术书。”接下他谈到该书书名的意义：“‘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而‘开物’则是人类根据生存的利益将自然界中所包藏的种种物由人类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设有这种书名的著作。

    技术是自然界和人类协调的产物，可以认为技术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桥梁。对技术的这样一种理解，我以为是东洋人世界观的特点。只有真正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理解技术是同时役使天工来开物的意思。“最后，三枝博士认为：”在欧洲的技术书只记述各个专业技术，还没有看到象《天工开物》这样论述从农业、工业到上艺品的技术、兵器技术甚至还有艺术方面的技艺书。“①薮内清博士也指出：”整个德川时代读过这部书的人是很多的，①三枝博音：《日本科学古典全书》，第九卷，第75 页（朝日新闻社，1942）。原文为日文，笔者转为汉文②薮内清：关于开物，载《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第33 页（商务印书馆，1961）

    ①都贺庭钟：天工开物菅生堂本序，载菅本书首（明和八年辛卯，1771 年大阪原刻本）

    ①三枝博音：支那代表的技术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支那文化谈丛》，第59—63 页（东京：名取书店，1942）

    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成为一般学者的优秀的参考书。“②在19 世纪以前，日本读书人一般都能读懂施加训点的菅本《天工开物》，所以这部书的日本文译本出现得较晚。那时日本青年求学都学古汉文这一门课，学习训点的用法，直到如今一些上年纪的人还能流利阅读古汉文文献，甚至写汉文古诗。但对当代青年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直到20 世纪五十年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薮内清教授和由他领导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班的学者们，在文部省（教育部）赞助下以《天工开物》为研究对象，将此书全文译成现代日本语，并加译注，附汉文原文校点，1952 年由东京恒星社首次出版。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吉田光邦、大岛利一、天野元之助、木村康一、篠田统、太田英藏等所内外和京都内外的专家。此本以静嘉堂文库所藏崇祯十年原刻本为底本，插图亦取自原刻本，参照菅本和1927 年陶湘的刊本，排以铅字，书名为《天工开物之研究》。书中还附以上专家执笔的十一篇研究论文。这是第一个日文译本，也是第一个外文全译本。

    以薮内博士为首的日本专家在译注《天工开物》时，工作极其认真。他们每周都至少聚会一次，先由某人将某节译文注释稿准备好，发到会上宣讲，由大家讨论，遇有难点便在会上集体解决。以下依此类推，靠集体智慧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忠实表达了原作精神。为表彰薮内氏的业迹，我们将此本称为薮内清本，或简称薮本。薮本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他们的《天工开物》研究论文早在五十年代便由海峡两岸分别译成汉文出版。西方的书评也接连出现。为了替青年提供一个简易版本，薮内博士又将1952 年版加以校订，删去汉文原文及11 篇研究论文，用36 开本形式于1969 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了另一个新版，作为“东洋文库”丛书之一。这个本子只是译文及译注，包括导论。从此以后便风行全国，几乎每年都重印一次，至1984年已印行16 次。可以说该书一直受日本读者的喜爱，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天工开物》至迟于18 世纪还传到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朝鲜。当这部书在中国出版时，正值朝鲜李朝（1392—1910）的仁宗十五年（1637）。据法国东方学家古恒（maurice- auguste-louis-marie courant，1865—1935）所编的奎章阁藏书目录（bibliographie coreene，paris，1894），其中第337 号便是《天工开物》，可见该书已进入朝鲜王廷文库之中。该书目以法文于1894 年刊于巴黎，实际上所编书目中不少在这以前已进入奎章阁了。不过《天工开物》传到朝鲜去的时间比日本晚些，但同样也产生了良好影响。最初传去的年代现下还不能考订出来，但毫无疑问18 世纪李朝实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1737—1850）读过并较早地介绍过《天工开物》。朴趾源字仲美，号燕岩，虽出身于“两斑”家庭，但不应科举，专门致力于实学。清乾隆四十五年，即李朝正宗四年（1780），他随朝鲜使节访问中国，在承德行宫觐见了乾隆皇帝，并与中国士大夫交谈。归国后于1783 年写成一部游记，题为《热河日记》。

    全书共26 卷，记载了他从鸭绿江边到今中国河北省承德一带数千里旅行时的见闻以及他与中国学者交往的情况，书中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的各种内容，是其代表作，有“实学全书”之称。在《热河日记。车制》一文内，朴趾源写道：“灌田曰龙尾车、龙骨车、恒升车、玉衡车，救火有虹吸、②薮内清：关于天工开物，载《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第33 页（商务印书馆，1961）

    鹤引之制，战车有炮车、冲车、火车，俱载《泰（远）西奇器图［说］、康熙帝所造《耕织图》，其文则［见］《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有心人可取而细考焉，则吾东（朝鲜）生民贫瘁欲死，庶几有疗耳。“①18 世纪时李朝思想界中兴起了一股实学的思潮，主张”经世致用“，研究有切国计民生的实际学问，以期社会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人民免遭饥寒之苦。实学家多注意于科学技术的研究，一反过去只注意经史的学术传统。实学思潮是朝鲜思想界的一种新的觉醒，具有进步意义。而象《天工开物》、《农政全书》这类著作正好适应了朝鲜社会的需要，因而便成为实学家喜爱的读物和参考书。从实学大师朴趾源向本国读者推荐《天工开物》的言论中便可看这种情况。

    继朴趾源之后，有更多的朝鲜学者注意到《天工开物》的价值，认为书中所载有关工农业技术及设备可以引进到朝鲜，于是便纷纷介绍书中的内容。书中的一些科学思想也与实学家的思想一拍即合，所以随着此书中大量科学技术知识在朝鲜的传播，也会对思想界产生影响。这里拟介绍李朝晚期的另一位实学家徐有榘（1764—1845）。徐有榘字准平，号枫石，1764 年生于大邱，1786 年中进士第，授翰林院侍校，进副提学，再擢为吏曹判书（正二品）、兵曹判书，转左右参赞，迁大提学，是王廷中重要内阁成员，1845 年卒，享年八十二岁，谥文简。李氏朝鲜时的吏曹判书、兵曹判书，相当中国明清时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徐有榘虽科举出身，且居内阁高位，但为官清廉，博学多材，留心国计民生，勤于著述。他积平日多年读书所得，撰成《林园经济十六志》。这部主要代表作共113卷、52 册，因篇幅浩瀚，而没能及早刊行，长期间以写本存世。其写本今存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中。全书包括《本利志》（耕穑》、《灌畦志》（蔬菜）、《晚学志》（花本）、《展功志》（蚕棉）、《细鱼志》（细鱼、牧畜）、《瞻用志》（营造、器具）、《藻养志》（医药）以及《仁济志》、《艺畹志》、《鼎俎志》、《乡礼志》、《游艺志》、《怡云志》、《相宅志》等十六志，是有关朝鲜自然经济和博物学的巨著。全书引用845 种中国与朝鲜古书，其中包括《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明代科技著作，而宋应星的书散见于全书各志之中。此书是徐有榘晚年之作，1967 年据写本影印刊行于汉城，从此人们才得见全书原貌。①仔细研究并反复引用《天工开物》的另一学者是李圭景（1788—1862）圭景字伯揆，号五洲，生于正祖十二年（1788），是李朝末期的实学派人物，博学多闻，受明清传来的西学及清代考据学派的思想影响，著《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五洲书种博物考辨》（1834）等书。前一部书是笔记式的长篇巨著，成于1834 年以后，共60 卷，内有《天文》、《时令》、《地理》、①朴趾源：《燕岩全集》，第179 页（平壤，1952）

    ①全相运：《韩国科技史》朝鲜文版，第四章（汉城：正音社，1976）

    《风俗》、《官职》、《文事》、《技艺》、《宫室》、《器用》、《饮食》及《禽兽》等部，涉猎面相当广，引证中、朝各种著作，考证有关事物的沿革并发表己见。这部书长期间也只以手写本形式藏诸秘阁，很难看到。所幸的是，1982 年汉城的明文堂出版了影印本并附《五洲书种博物考辨》，自此吾人始见其原貌。②《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各卷中经常引用《天工开物》等中国作品。例如卷九《搅车制度及搅轴辨证说》一文内写道：“中原（中国）剥车之外，又有《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天工开物》之诸制。愚之所韧造便捷搅车数制，比诸中土诸法大有便捷。”③这是指《天工开物。乃服》章所述木棉搅车（轧花机）。但卷十八《龙骨车辨证说》则写道：“此外复有筒车、高转筒车、水转筒车？我东（朝鲜）则从古无人能作水器，而或有之，专籍中西之法。？欲详其制，宜考《奇器图说》、《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授时通考》、《李家图书约》、《天工开物》？等书，则可知其利用厚生之道矣。”这里指《天工开物。乃粒》章所述各种水车。{eique intitulee thien-kung-kai-al）卷一第151—153 页。

    1833 年懦莲再将《天工开物。丹青》章论制墨的部分及其他有关著作译成法文，题为《中国制墨的方法》（procedes des chinois pour la fabrication de l‘encre），发表在巴黎的权威化学刊物《化学年鉴》（annales de chimie）卷53 第308—315 页。在这同一年（1833）在《化学年鉴》11 月的一期出现了儒莲的另一译作，题为《铜合金、青铜、锣钲》（alliages du cuivregs et tatams），①m.courant：cataleens，japonaisetc.，……1，quatremefascicule，paris，1930.译自《天工开物》中《五金》及《锤锻》章。1834 年该译文又由法文转为英文，刊于《盂加拉亚洲学会会志》卷三第595-596 页，题为《中国人制锣与钦的方法》（chinese method of makinggongs and cvmbals）。1847 年儒莲的这篇法文译文还转译成德文，刊于《应用化学杂志》（journal praktischen chemie）卷41 第284—285 页。同年法文译文还转载于法国（科学院院报》（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卷24（第1069—l070 页）。儒莲的译文所以很快以法文、德文及英文出现在欧洲一流科学刊物中，是因为那里的科学家和技术家正对具有特殊性能与用途的铜合金发生兴趣，而白铜（铜镍合金）与黄铜（铜锌合金）本是中国的发明，又通过《天工开物》才首先将其原料技术配方及制造方法公之于世的。当《天工开物》介绍炉甘石（碳酸锌）炼锌的方法100 年后，英国人钱皮恩（”。但柏林人海宁（heining）

    兄弟的仿制品仍无法与中国白铜相比，因为并非真正的铜镍合金，虽然现代的所谓“德国银”含铜60、镍30、锌30 份。那么在没有取得单质镍以前，欧洲人如何能制得真正的白铜呢？在这方面他们再一次可指得到宋应星的技术启发，因为他指出将铜与炉甘石或锌再加上砒霜等药便可“制炼为白铜”。

    这样可得到铜锌镍合金和砷白铜（铜砷合金）。前一种合金就是现代的“德国银”。除此，宋应星还提出用铜“与矾、硝等药制炼为青铜”。铜8 斤与锡2 斤可炼成响铜，用作打击乐器。前一种“青铜”，即儒莲所译成的“cuivre blanc”，是与古代青铜不同的另一种以铜锡为主体的合金。在19 世纪三十年代当欧洲人对黄铜、白铜的技术秘密还未完全掌握清楚时，儒莲把宋应星在这方面的论述译成法文，真可谓及时之雨，所以由19 世纪德、法两国著名化①r.f.tylecote 著、华觉明等译：《世界冶金发展史》，第335—336 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学家主持的刊物上才肯破例地刊登一篇17 世纪中国作品的译文，而他们过去是很少这样作的。

    1837 年，儒莲更将《授时通考》（1742）卷71—76《蚕桑篇》摘译成法文，译本名为《论植桑养蚕的主要中国著作提要》（resume des principaux traites chinois sur la culture des muries et leducation des vers a soie）的单行本形式刊于巴黎，共224 页，另有24 页的导言。他还在扉页上将此书冠汉文书名为《桑蚕辑要》。在同书第169—187 页附录中特意摘译了《天工开物。乃服》章论桑蚕的部分。当时欧美各国为了生产生丝，已大力发展养蚕，但19 世纪前半期欧美养蚕业面临蚕病无法医治的技术困难，引起生丝减产，不少学者都卷入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时未有进展。正当此时，儒莲将中国论桑蚕古书译成法文，译本刚在巴黎一出版便立刻轰动了欧美各国，引起了普遍注意。法文本不腔而走，而且当年之内以异乎寻常的快速便译成意大利文于都灵出版，题为《中国人种桑和养蚕的技术）（dell'art di coltivare igelsi e di governare i bachi da seta secondo il metodo cinese），共208页。意大利文版出版时，1837 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便出现了德文版，书名是《论种桑和养蚕？？》（ueber maulbeer-baumzucht und erzeihung der seidenraupen》，由林德纳（friederich lud lindner）从法文译成德文并加注。

    儒莲法译的《桑蚕辑要》1837 年出版的当年，不少国家争先抢译，在竞争中当然快者取胜，意大利文版及德文版都是译者及出版社以极快速度在当年之内见书。德文版在1844 年又发行第二版。1838 年此书又从法文转译成英文于美国华盛顿出版，书名是《论植桑与养蚕的主要中国著作提要》（sum- mary of the principai chinese treatises upon the culture of mulberry and rearing of silkonumtinctorium）一文，取材于《天工开物。彰施》章、《群芳谱》卷一、《授时通考》卷69 及《便民图纂》等书。两年后（1840）。他在同刊物卷10 第697—703 页发表题为《中国人造纸方法概述》（description des procedes chinois pour la fabricationdu papier）译文，译自《天工开物。杀青》章造竹纸部分（图61）我将此法译与汉文原著对比后，看到儒莲是严格按原著字句译成的。1846 年此译文改题为《中国造纸工业》（indus- trie chinois’fabrication du papier）转载于巴黎《东方评论》（revue del‘orient）

    卷11 第20—25 页。《天工开物》所述造纸技术对当时的欧洲技术界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中国造纸术早在12 世纪已传入欧洲，但那里直到19世纪上半叶以前还主要以麻料破布为造纸原料。由于对纸的需要量日增，造成原料破布供应的不足，导致破布价格上涨、造纸成本提高，更重要的是造纸业面临原料危机。如何从危机中寻找出路？中国再一次为欧洲人提供了东方的技术智慧。如果他们了解中国情况，就会发现早在宋元以后中国就因原料不足而减少麻纸的生产，代之以皮料、竹料及麦稻杆造纸，所造之纸不但价廉，而且便用，原料供应丰富。欧洲学者在1735 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la chine）中应能知道这一信息，但技术家似乎没有注意到此书，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在有关中国史书中会讨论到造纸技术。如果他们看到此书也无济于事，因为书中只提供一个思想，没有介绍具体造纸方法。儒莲译的宋应星作品则不然，不只给出了思想，还提供了造竹纸、皮纸的具体技术方法，尤其还附有插图。这对欧洲技术家的帮助可就太大了。

    宋应星提供的造纸技术思想是：（1）除麻料破布外，用桑皮、楮（构）皮、竹料及稻草同样可以造纸。竹、稻两种原料最为便宜，但纸质不坚，皮料纸虽质佳，但成本略高。（2）若将皮、竹以6：4 之比混合制浆，则兼具二者优点。若将皮、竹与稻草以7：3 之比配合，则纸更便宜。只要改变配比，可制成不同用途的纸。（3）若造廉价纸，可单用稻草，或以废纸回槽制“还魂纸”。这样一来便立即打开了欧洲技术家的思路，他们这时从事了一系列的试验，旨在寻找适合当地资源情况的麻类破布以外的造纸原料，一度发现茅草（espartograss），是较为合适的原料。由于《天工开物》提到造竹纸，所以欧洲人也试验用竹造纸的可能性。美国造纸史家享特（d. hunter l883—1966）在其论纸史作品（papermaking.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s of an andent craf， 2nd，edp. 571，london，1957）中告诉我们，1875年鲁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在欧洲首先发表论以竹为原料造纸的40页小册子，而且以竹纸印行。显然，这是受到《天工开物》直接技术启发的结果。由于欧洲各国竹材资源不多，竹纸没能普及。后来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终于研制成以木浆造纸，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木浆纸成为造纸生产中的主流，而麻纸只少量生产用于特种纸（如纸币等）。欧洲人从《天工开物》获得技术启示后纷纷开始研制麻料代用品造纸的情况，甚至还反映在文艺作品中。

    读者中一定有人读过19 世纪前半期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于1843 年在巴黎出版的名作《幻灭》（les lllusions persuse）。此书有傅雷先生的汉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巴尔扎克在书中写道：“假如纸厂的需要超出法国破布的供应，或是超过一倍或是超过两倍，我们就得采用另外一种原料，才能有更便宜的纸张”。（汉译本97 页）。那时法国造纸原料破布已经很贵，1814 年1000万斤破布值400 万法郎。于是巴尔扎克惜用小说中主人公大卫。赛夏（davis sechard）之口又说：“有一次我在巴黎的办公室内，几个人为了中国造纸用的原料，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由于原料关系，中国纸一开始就胜过我们的纸。？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专讲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他给我们看纸坊里堆着的大批竹竿；画得很细。？？我听了这话把前人作过的试验整理了一下，开始研究。”①（同上汉文本101 页）。

    主人公大卫鉴于法国破布造纸成本昂贵，在看到一部论造纸技术的插图本中国书后，看到用竹造纸，于是试验用竹为原料代替破布，巴尔扎克的小说便围绕这个情节作了展开。书中的主人公，是作家对法国当时社会作细密观察后从现实的原型中提炼出来的。象大卫这样的人何止一个，对他从事造纸的试验的描述，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忠实写照。

    当我查阅《幻灭》的各种法文原版后，没有看到注释家们对巴尔扎克笔下的那部中国论造纸的插图本著作作出任何解释，但我仍有把握他说这里巴尔扎克所谈的中国技术书肯定是指《天工开物》。书中所述拥有此书的“葛罗齐埃神甫”历史上也确有其人，愿在这里作一下补注。此人即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世（louis xv，le bien-alme l710-1774）的侍读官葛鲁贤（jean baptiste gabriel grosier，1743—1823）。葛鲁贤同时还是一位研究中国史的汉学家，曾著有《中国历史及中国概述》（histoire de chine et lun description generalede la chine）一书，于1785 年出版于巴黎。他在写作此书时，参考了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字端友，joseph anne matie de mailla，1669—1748）写的多卷本有名著作《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的法文原稿及皇家文库内的其他藏书。事实上葛鲁贤有可能看过《天工开物》。而他本人不一定拥有此书，但在其作品中对之作了介绍。②{eers，1952）。

    著是怎样讲的，只好留待他日再查。博学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竟把《天工开物》也写入他的小说中作为谈论对象，这是多么有趣！

    儒莲从《天工开物》的《杀青》、《丹青》、《锤锻》等章翻译的有关造纸、升炼银朱及以铜合金制打击乐器的译文，还被收入《近代中国，或依中国文件编写的有关该大帝国历史、地理及学术概论》（chine moderne ou degraphique et literaire de ce vaste empire，1apres des documents chinois）一书的卷二之中。

    这一卷由法国汉学家巴参（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1799—1863）主编，在巴黎出版于1853 年，涉及中国艺术、文学、戏剧、博物学、农业、园林及工业，都是取材于中国原著。我们在该卷第622—626 页读到儒莲所译《杀青》章全译文，635—637 页是论银朱的部分，而637—638 页则与打击乐器制造有关。凡《天工开物》原文均以引号标出。在第560—562 页，我们还可以分别读到《天工开物》论从炉甘石炼锌及造胡粉（铅粉，碱式碳酸铅）的内容提要，出于《五金》章。《近代中国》一书的卷一由汉学家卜铁（m.g. pauthier）主编，出版于1837 年，涉及中国历史、地理、政治、语言及哲学等。这部书的体例独出心裁，由两位主编利用当时欧洲汉学家提供的汉文原著译文，加以整理归类，全用中国文件编成，综合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所以此书具有很大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开本小又便于携带、阅览；因此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度广为流行，是研究有关中国的西方学者必读书物。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天工开物》中《丹青》、《五金》、《乃服》、《锤锻》、《彰施》及《杀青》等六章的一些内容，都先后由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830-1840 年的十年间陆续摘译成法文，发表在巴黎的《化学年鉴》、《科学院院报》等重要科学刊物中。他的译文有的还转译成英、德、意、俄文，或被收入其他法文著作中。说明《天工开物》在欧美学术界中确是受到相当的重视。尽管十九世纪前半叶欧美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但《天工开物》中所载传统中国技术，如养蚕、造纸、染料、制墨与银朱以及铜合金技术，在西方并非无用武之地。当西方人知道中国有关浴蚕、择茧、防止蚕病、提高抽丝率的经验后，再结合科学实验与方法，就会解决当时那里遇到的技术问题。19 世纪前半期欧洲为解决因破布昂贵而引起的造纸成本提高问题，从中国造纸原料多样性中获得启发，欧洲一度从亚洲大量进口竹料以造竹纸。

    后来又由茅草造纸，而《天工开物》正好介绍造纸原料可用竹纤维、木本韧皮纤维及草本纤维。宋应星给出的白铜、黄铜原料配比及锻造乐器、制锌的方法，对欧洲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技术信息。

    从这个意义讲，儒莲把《天工开物》介绍给西方读者，对中西科技交流作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义前进一步，与法国化学家商毕昂（paui champion）合作，扩写出一部更有系统的书，题名为《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1869 年出版于巴黎，全书共254 页，作大32 开本，附插图（图63）。在这部书里包括《天工开物》中《作咸》（制盐）、《陶蜒》、《冶铸》、《锤锻》、《燔石》、《五金》、《杀青》（造纸）、《丹青》等章的有关内容，又补充清代一些资料，由商毕昂从科学上作出注释。伺时还收入《天工开物》中的一些插图，由法国画师重新勾描，再制铜版（图64）。《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使欧美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天工开物》的面貌，尤其是关于工业的各章内容。儒莲的这部编译著作和《蚕桑辑要》，多年来是欧美学者引用的参考书，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学术价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天工开物》的全译本，因而我们在考察版本时没有将其列入，这不等于说此书不重要。

    19 世纪英国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anic and theoritcal chemis-try）第四卷（1923 年伦敦英文版）中考察金属锌时写道：“1637 年中国刊行的《天工开物》一书，对锌的冶炼及用途都有所说明。”（第398 页）。三十年代时美国化学史家韦克斯（maryelvira  der①m.ong kai-  ying-xing），这是欧洲学术界以《天工开物》为博士论文题材的开端。

    这个长篇论文实际上是一部书，它将《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前四章全文译成德文并且加了译注。我所看到的是译者的德文打字稿本，由蒂洛先生赠送给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的。此译著以涂本为底本，参考了薮内清日文本，其中专有名同的拼音均采用中国通行的汉语拼音，全书的序言也译了出来。这是个比较准确的译本。1967 年蒂洛又发表了《宋应星论中国农业之经营》（song ying-xing uberchinesische land ying-hsing's t'ien- kung k‘ai- 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66 年由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72 页，作大16 开本，有译者导言14 页。这是《大工开物》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图58，68）。应当指出，早在五十年代，台湾的李熙谋博士也开始了《天工开物》的英译工作，而且完成了译稿，1975年李熙谋逝世后工作一度中断，后来这项工作由化学家李乔苹（1895—1981）

    博士主持，得以总其成。他们的译本题为《天工开物或天工开发》（t'ien-kung-k'ai-ht by nature，and people continue to do their  girl burns hting or a scholar reads by the reflective light of snoed to invent such thingsin our  distances depends upon boats and cars the es in a boat are stopped up s if there etables  to make them greasy they  baby e-（brassiea rapa）see （）are superior pelillaseeoil（）pcru noides）lape-seed oil （）brassicd chinesisteasail（）thesa sinensisl图65 《天工开物》英译本正文将《天工开物》赞为“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的17 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英文版12—13 页，剑桥1954），接着在卷三谈到该书作者宋应星时说“他可以称为中国阿格里柯拉”（英文版154 页，1959）。因而宋应星被评价为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和16 世纪的德国和全欧洲技术界权威阿格里柯拉并驾齐驱的伟大历史人物。从《天工开物》在国外的传播和外国学者的相应评价中，确可证明《天工开物》已成为公认的世界科学技术名著，它在世界科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席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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