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研究宋应星思想和学术的影响以及其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和出版情况，有必要对他的现传各种著作在国内外刊行的版本一番系统的考察。我曾在1981—1982 年对他的《天工开物》诸版本作了研究，①从那以后又有一些新版本出现，而且除《天工开物》外，他的另外一些著作也在近年来相继再版，因此本章拟就现传世的宋应星全部著作的版本再作一次综合考察。他的现传世著作有五种：（1）《天工开物》；（2）《野议》；（3）《思怜诗》；（4）《论气》及（5）《谈天》。后四种著作近年多在一起合刊，作一册发行，所以我们的考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天工开物》的版本，第二部分则涉及《野议》等四种著作的版本。在考察时，除介绍有关版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外，还试图逐一作出评论，并将若干版本的部分原著图影附于这里。

    第一部分《大工开物》版本《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的主要科学作品，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又是属于世界科学名著之一。自从明崇祯十年丁丑（1637）本书初版问世以来，至本评传完稿时1900 年己有353 年，这期间中外各国对此书共发行40 版次，足可见它在科学史中的重要性了。最先研究此书版本问题的，是本书多次谈到的日本已故科学史家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1943 年他在《天工开物诸版■研究》一文内，考察了20 世纪40 年代为止的各种版本，并据此对正文作了校勘工作①。此后，京都大学的薮内清（1906—）博士及中国人温庭宽、黄彰健先生也作了这方面工作。②最后三位的考察范围截至50 年代为止，且没有涉及西方语文的版本。

    我们在以上基础上，把考察的范围再延迟至90 年代初本书成槁时为止，同时涉及一切我们所能见及的中外版本。现依各本出现的先后时间顺序评介如下：

    一、涂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珍贵，此后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阔16.8 公分，板框高21.7、阔14.3 公分。单叶9 行，行21 字。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图66a）。

    这是1637 年四月由作者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家丁忧（丧母）时资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彰绍煃的这一功绩，故此本称为“涂本”。从该本版式、字体、纸张及墨色来看，与明末赣刻本极为相近，因此我想将涂本定为江西刻本当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

    此本是仓促间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校订，故书中错别字也不在少数，总共约400 多处。例如梢误为稍、尾误为尼、扬误为杨、径误为经、玫误为枚等，属于形近之误。而“亦”误为“易”、泻作写、防误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属于音近之误。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该本为初刻本，文字及插图都直接来自宋应星所写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贵版本。

    涂本《天工开物》向来稀见。中国境内现传本原由浙江宁波蔡琴荪的“墨海楼”珍藏，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清末时藏书归同邑李植本的“萱荫楼”。

    1951 年夏，李植本后人李庆城先生将全部珍藏书籍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①后转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从此国内外人土才有机会得见此书原貌。但读者使用此书时，须注意其中文字刊误之处。此本原版还藏于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存有这三部原刊本。关于涂本版次，在上世纪80 年代时俄籍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曾认为《天工开物》第二版刊行于1637 年，即崇祯十年丁丑岁。①首版刊于何时，他没有说明。

    显然，他认为印有手书体序文而无年款的杨素卿刊本似为第一版，而涂本似为第二版。此说恐欠妥。按照中国古代版刻通例，初刻本序文无年款，而在翻刻第二版时再补加年款，这是违反常理与常例的。如果仔细研究序文并对照观看书的内容，也不会得出涂本为第二版的结论。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谈杨本时一并说明。

    二、杨本。

    这是刻书商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关此本的版本学问题较多，故此处应该详加论述。查杨本与涂本不同的地方是：（1）序文为手书体，末尾无年款，只作“宋应星题”

    （图66）；（2）杨本在文字上经过校改，但个别插图翻刻时走样。

    有助于对杨本断代的证据是，《乃服。龙袍》涂本作“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杨本改成“凡上供龙袍，大明朝局在苏、杭”。又《佳兵。弩》，涂本作“国朝军器造神臂弩”，而杨本改为“明朝军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离行。

    涂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气，而杨本为改朝换代后清人口气。如杨本为明刊，为何将“我朝”改为“明朝”？再从插图来看，涂本《乃粒。水利》节载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杨本则漏绘“坠石”，而没有这个部件，则杠杆两端失去平衡，说明杨本勾描时漏绘。此外，全书总序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涂本在全书各章总目末尾有四行墨钉，正是“临梓删去”的痕迹，而杨本无此现象。这也说明杨本是再刊本。{e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的任以都博士及其丈夫孙守全（1982 年卒）合译的英文本，故此本称“任本”。任以都是中国老一代化学家任鸿隽（1888—1961）

    教授的女儿，但她的领域是中国史。她所取用的底本是上海1959 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涂本，参考其他已出的版本，插图取用涂本。作一册16 开精装，除译文外，还包括注释。

    任本的全名是《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 世纪的中国技术》（t‘ien kung kai y of theseventeenth century by sung ying—hsing）（图68）。此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在欧美各国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各国{e solution 更近汉文原意。而“羊桃藤”应作“杨桃藤”即猕猴桃藤（actini-dia chinensis）不可译为yang-t’ao vine 等等。如从专业角度利用这个本子时，首先要小心其中术语的翻译。李约瑟博士己指出了这一点。但要考虑到《天工开物》在翻译上的难度很大，而此本毕竟是带了个头。万事从头难，开头作这件事总是有意义的。{e kai—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sungying-hsing）。（图76）

    此书译文由旅居在台北的美国人拉力果夫（g.larikov）及霍兰（anthonv d. hol1and）作文字润色。由于译者多是专业科学家，有助于理解原文，但似乎历史方面不见长。因此该本与任本在译文上都各有短长。比如，宋应星在序末写此书“书于家食之问堂”，李本没有译出，而任本译为： der acderbauprodukte des tian gongkai  ying-xing）。书首有译者前言，对全书内容及作者作了简介，且译出总序，其专有名词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这是前四章很好的德文译作。①蒂洛在洪堡大学汉学家科尔（horst kohl）教授指导下，因这项工作而获得博士学位。但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他有继续翻译以下各章的计划。1976 年科学出版社还出了《天工开物注释》（上册），包括前六章的原文、语译及注释，每章前也加了按语。有趣的是，此本内容与钟本很多地方相近，我们不知其中关系。这两个本子都是当时所谓“评法批儒”的产物。此本作者署名为“清华大学机械厂工人理论组”，另本则署名为“钟广言”。北方的这个本子因时局变化，此后二册未及出版。因没有出齐，此处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版本。

    现在让我们对《天工开物》各版本的考察作一小结。在1637—1989 年的352 年中，此书先后在中外各国出现了16 种不同的版本，共印刷了42 次，平均每年印行一次。17 世纪时只有2 种版本，18 及19 世纪只出一种新版。印刷2 次，都在日本。这200 年在中国处于出版的低潮。但至20 世纪以来，猛然出现了出版《天工开物》的，在全世界新出13 种版本，在89 年间印刷38 次，平均每两年多印一次，除汉文外，还有日文及英文版。

    这中间在中国出现9 种新版，印刷17 次，其中大陆出8 种版印刷12 次，台湾出1 种新版，但旧版重印4 次。海峡两岸都很重视《天工开物》。20 世纪时日本国也很重视此书，共推出3 种新版，印刷18 次。其中平凡社出版的薮内译注本打破了空前的记录，15 年间印刷16 次，一年印一次。若以出版地点而言，则中国的南昌、天津各印2 版次，上海印6 版次、台北5 版次、福建、广东及四川各一次，北京竟一次都没有，看来上海、台北的积极性最大；在日本，则大阪印2 次，其余19 次都在东京，东京是出版《天工开物》最频繁的城市；此外的一次是在美国印的。照目前的这个出版势头来预测，估计到21 世纪时《天工开物》还要在国内外出现更多的新版本，它作为世界古典科学名著会受到各国学术界越来越大的重视。我们吁请我们的欧亚各国同行，能在未来的世纪里提供出《天工开物》的法文、德文、俄文和朝鲜文的全译本。现将《天工开物》各版的关系绘图如图78.第二部分《野议》等四种版本传世的宋应星著作除《天工开物》外，还有《野议》、《思怜诗》、《论气》及《谈大》四种。其中《野议》及《思怜诗》都出版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比《天工开物》早一年，前者是宋应星的政论集，后者是他的自选诗集。《论气》与《谈天》都出版于祟祯十年丁丑，与《天工开物》在同一年问世，《论气》是宋应星的自然哲学著作，《谈天》是他的谈天之作。这两者很可能是在同一年内出版的《卮言十种）中残存下来的两种，因为在《论气》卷首有“论气第八种”、《谈天》卷首有“谈天第九种”的字样，可见在《论气》前还应有七种。古人以十为整，则《谈天》下还应有一种。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则现传世的四种，实际上来自三种不同的著作。试将它们彼此之间和与《天工开物》之间作一版本学的比较，就会发现在版式、字体、用纸等方面都大致相同，可以判断这些著作都是在江西南昌府几乎同时刻成的，有不少文字也几乎如出一刀。有人说《思怜诗》是崇祯十三年（1640）宋应星辞去福建汀州府推官以后发表的。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最大的可能是与《野议》同时授梓，理由已申述于本书第六章，此不赘述。过去谈论《野议》等版本只能就崇祯原版而发，现在情况不同了，已经有了新版出现。所以版本学问题该提到议程上来。我们想就1636—1989 年为止的各种版本在这里考察一番。

    当宋应星在崇祯九年刊《画音归正》、十年刊《天工开物》时，是得到他的友人涂绍煃资助才得以实现。那时涂绍煃任河南汝南兵备道，因丧母正于新建居家丁忧。绍煃父涂杰万历时任都察御史及光录寺少卿，家业殷富。应星其余著作是否也是绍煃资助，他没有提及。既使提及，因《卮言十种》首卷佚失，亦无从查考。但这时他得老友再次资助的可能性亦不可排除。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涂绍煃远离江西，任广西左布政使，宋应星恐难以再次求援了。这也是《思怜诗》不可能梓于崇祯十三年以后的原因之一。他这时在奉新李肃十起义后己“破产”，怎么还会有兴致和资财出诗集呢？然而当我们讨论《野议》等早期版本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还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确定出版者的姓氏，这个问题只好付诸阙如了。但当我们断定这些著作的出版地是江西时，恐怕没有任何疑问，而它们在同一处刻书商那里制板，也恐怕不成问题。

    现在逐一叙述《野议》等四种的各个版本。

    崇祯年原刻本。

    《野议》、《思怜》、《论气》及《谈天》四种的崇祯年原刻本，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善本部。我们多{ep}年来调查了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书目，未见有其他地方再有收藏者，因此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可谓海内外孤本，十分珍贵。我第一次得见此四种原著并对之作研究，始于1963 年春。当时蒙该馆故馆长李容盛老先生允许，得以手录副本并拍摄缩微照片，回京后不久便接李老逝世消息，不胜悲痛。

    我们在这里对肯于热情帮助研究《野议》等四种的李容盛先生表示怀念。查此四种明刊本均印以同样质地及形制的江西竹纸，而且纸幅大小、板式规格也都完全一致。经实测，单叶纸高26.5、阔17.5 公分，板框高21、阔13 公分。每单叶9行，行21 字，也与《天工开物》相同。此四种原已破散，被收藏者合订为一册，未经精细装修，封面有毛笔手书“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四种著作。蔚挺图书馆珍藏”23 个字（图79）。墨迹书法告诉我们，它虽有民国时人之书风，但却出于学者之手。古人云，书如其人。

    我曾因二十多年前学过书法及纸张鉴定，愿不揣冒昧品评一二。从上述23个字中，我发现“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这8 个字分四行书写，但每行均不对齐（图79），盖因写字人有老花眼所致。说明他装订此书及题写封面时，年在五十岁开外。则此人必是蔚挺图书馆主人无疑，而且是他亲手装订。

    此事又说明，他于分宜县最初得此四种书时，是分散的另册，而且其中两种即《论气》与《思怜诗》己残破不全，不但无封面，而且序文也缺页，于是才决定在自己书房里临时匆忙地装在一起。我还是坚持1981 年提出的意见，认为他装错了前后顺序，①即《思怜》应紧跟在《野议》之后，而不是在《论气》、《谈天》之后。

    打开此四种明刊本，我们看到书首有“蔚挺图书馆藏”长方阴文篆刻朱印，此印上方再钤以“江西省人民图书馆珍藏”之方形阳文篆刻朱印。按江西省人民图书馆为江西省立图书馆之前身。查蔚挺图书馆主人为蔡敬襄（1877—1952），字蔚挺，江西新建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生平收罗江西地方著作甚多，卒后其藏书遂转省图书馆。新建王咨诚先生对蔡氏情况较熟，1976 年曾来函相告，②蔡敬襄于清末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初年任江西省教育厅视学十多年，足迹遍本省80 余县，所到之处还收集地方文献，而《野议》等四种明刊本是他在分宜县视学时所得。分宜正好是宋应星任教谕时写作这些书的地方，蔡氏于此地得此四种，自属意料中事。查1913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始公布视学规程，1917 年又公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教育厅设视学四至六名。①则蔡敬①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第80 页，（科学出版社，1981）

    ②王咨臣致笔者的信（1976 年11 月14 日发自南昌）

    襄任职期当在1913—1927 年之间，他在分宜得《野议》等书也应在此时期，也就是他在三十七至五十一岁之间。但我们从他在装订此四种书的封面题字的墨迹看来，似乎是1927 年以后（即五十一岁以上）时所写，很象是30 年代时写的字，他得到《野议》等书之后，便藏于南昌凌云巷的蔚挺图书馆。这是他的私人藏书室。《野议》等书中，只有《野议》序及部分正文有墨书圈点，可能出于蔡敬襄之手，说明他曾读过此书（图79）。而其余三种则不见有圈点及眉批，他未曾细读全部四种。

    然而我在《野议》明刊本序后还见有{ep}下列毛笔手书：“书有益有无益者，穷理有得，传之后世”15 个字（图80），字体与蔡敬襄的字完全不同，肯定是另一人所写，此人便是蔡氏以前的藏主。从书法风格来看，象是由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的老人所写，但此人未有署名，也未在书中钤印。我们从其用词及“得”、“传”、“后”等字运笔风貌来看，可以判定写字者并非学者，只是一般读书人。他并未认识到宋应星这些著作的价值，因而没有妥善地保存好。再细研究其书法风格，则此人所处时代较晚，大概不会早于咸丰（1851—1861），很可能是同治至光绪时人。至于在这以前的收藏者，则不可考。但可以肯定，在蔡敬襄以前收藏《野议》等书的人，都没使这些书发挥社会作用，白白地在世间陈放二百多年。直到1933—1934年，江西省教育厅编著《江西乡贤事略》而撰写《宋应星事略》时，执笔人崔骥、欧阳祖经才借得蔡敬襄所藏《野议》等四种参考。在他们执笔的《宋应星事略》中，广泛地引用了这些著作。1934 年《事略》由省教育厅以铅字出版，作为非卖品流传于世，从此人们才知道宋应星的政治、经济及哲学观点，蔡氏的藏书真正开始发挥社会作用。当他从省厅得到一些铅印本后，他自己也主动散发各地。我们身居北京的人，首先看到的便是《事略》中的《野议》等四种的引文。由蔡先生以蔚挺图书馆名义于30 年代赠给北京图书馆者，共有两份。

    我因而想到，蔡氏很可能是当1933 年省教育厅向他借《野议》等四种时，才匆忙装订在一起并以新纸作封面题写书名。这年他五十七岁，正是写那种书法风格的毛笔字的年头。1952 年他以七十六岁寿龄而卒于南昌，其外孙遵嘱将蔚挺图书馆藏书捐献给当时的江西省人民图书馆，于是《野议》等四种始入馆内善本书库受到妥善保存，后省人民图书馆易名为江西省图书馆。蔡敬襄先生在收集、保存和发挥《野议》等四种明刊本社会效用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是一位爱国老人。在40 至50 年代的二十多年间，《野议》等四种似乎没引起世人更大注意。只是蔡先生本人在致《江西文物》（1941 年1 月创刊）信中指出：“承赠《江西文物》大作，展诵一过，内容甚佳，沟通新旧，陶铸一炉。惟关阐扬明末诸贤学术，颇有遗漏。如奉新之宋应星，丁文江评论其所著《天工开物》一书，虽在三百年前，即其研究物质之思想有利于国计民生，与现代西洋科学之意义相吻合。敝馆藏有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四种孤本，是其在崇祯时为分宜县教谕之作品。观其学术精湛，似又在《天工开物》之上，确为江西明末学术界之伟大人物。惜当时丁文江未能获见此种孤本耳。”（见《江西文物》1941 年2 期）。①我们更可惜蔡敬襄本人未能亲自执笔将介绍《野议》等卷的文章在20 年代及早发表出来。当他主动在1941 年向《江西文物》再次推荐这些书之后，却没有人响应。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有南昌的黄长椿、王咨臣和笔者等少数人将这些书作为研究对象。至七十年代后有更多的读者知道这些书的存在及其价值，只因原著为明刊孤本不便随时使用，遂有再版之议。

    二、上海人民出版社本。

    在60 年代时，研究《野议》等四种的人，都是直接使用江西图书馆的崇祯年原刻本。这对外省人来说殊多不便，必须亲自去南昌。我因而于1963 年先摄成缩微胶卷，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供大家阅览。同时又完成了毛笔手写本，供个人使用。为了让社会上的更广大读者一睹这四种著作的原文，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6 年出版了大32 开一册平装竖排铅印本，以崇祯原刻本为底本，由丘锋等人担任标点。书名标为《明宋应星扶著四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除书首有《出版说明》并刊出一些原著书影外，其余内容尽是原著正文，而没有加注。不过《出版说明》中称：“除《天工开物》外，宋应星的其他著作早已散佚。”又说崇祯年间的刻本《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是江西省图书馆在1966—1976 年间“发现”的。这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引起的误会，因为书一直珍藏于蔚挺图书馆，而且在30 年代就已介绍于世，50 年代则转江西图书馆，既没有“散佚”，也无须重新“发现”。这个版本总的说断句是正确的，但有个别地方因准备仓促，有断错之处。比如《论气序》中“大圆之内，为方五万里中，凡重译之可至者”，竟断为“大圆之内为方，五万里中凡重译之可至者”等。原著中的脱字，亦未补足，如《野议。催科议》中“大者棘槐，小者［方］面”，却作“大者棘槐，小者面”等。然而这个版本毕竟是中断了340 年之后在本世纪出现的第二个版本。由于它的出版，使更多的读者得以看到宋应星这些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本仍有其历史作用。

    三、中大本。

    这是《野议》等四种的第三个版本，题为《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1987 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小32 开横排铅印一册平装本，由杨维增译注。此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是有关宋应星思想的研究，由十篇单独文章构成，介绍了宋应星在各方面的思想。下篇是《野议》等四种的原文、语体译文及注释。在体例上比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有改善，此本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语体译文及注释，便于读者尤其广大青年读者阅读。因为《野议》等书文字及书中所述典章制度，对今天读者说来是不易读懂的，与《天工开物》有所不同。杨维增在一些专家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困难的译注工作，这就开了个头。总的说，对原文标点、语译及注释是可以的，但个别地方仍有改进余地。比如，《野议。催科议》中“故此语秘不告之至尊（指崇祯帝）。不知此治乱大关系，皆由此事之蒙蔽”一语，被误断句成：“故此语秘不告之。至尊不知此治乱大关系，皆由此事之蒙蔽。”（117 页）。

    但在此处，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的断句是正确的。

    在译文方面，将《谈天》第三章中《春秋》‘日有食之’，大旨为明时治历之源“中后句话错译为”其旨意成了明朝制定历法的渊源“（222 页）。

    查“明时治历”意思是“阐明天时变化、修治历法”。典出于《易经。革卦》：“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思美诗》第10 首“惊人事业优《尧典》，绝世文章玩《系辞》”句，意思是宋应星心目中贤人的惊人事业超过《尚书。尧典》所载，其绝世文章使《易系辞》相形见绌。但被理解成“经世文章可以从《周易。系辞》中玩味出来”（第240 页），便不妥了，这并非宋应星本义，此处“玩”作轻视解，不是“玩味”。《野议。催科议》中“终日捶楚”应为“终日催促”，但书中未改动这类错字。还有《民财议》中“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绉额）转相告语。”在中大本中误作断句及改字，成为“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宇蹙頞，转相告语。”（103 页）。原著中“四字”是正确的，不可改为“四字”。经过这番断句及改动，已失原著本义。

    在这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标点断句是对的。因此我们看到，以上两版本都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首先应当肯定中大本将《野议》等四种作出的译注的努力。希望它再版时更臻于完善。

    四、江西人民出版社本。

    这是《野议》等四种的第四个版本，1988 年10 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大32 开一册平装铅印横排本。可以说是最新的版本，书名是《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包括《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的原文及注释，由王咨臣及熊飞作注。书首有王咨臣先生写的《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的来历》，接下是正文。每著前都有简短的按语，作提要性介绍。此版本对《野议》等四种原文标点及注释，总的说是较好的，但也不无改进之处。如《思美诗》第3 首“渠在峨眉绝顶行”，意思是贤者能攀登学术顶峰，但却被理解为“风流人物攀登到了峨眉山的顶峰，在顶峰上行进”（第124 页）。事实上宋应星此处是谈学术，而不是谈登山活动，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万卷淹通”、“千言立就”的德才学兼备的学者，而非运动健将。第10 页将苏州释为明代“九边”之一，恐为蓟州之误笔。第83页“釜上之水渴十升”句中，渴当为竭。又《怜愚诗》第14 首谈人口过多时“争教杀运不重来”，不可将“杀运”理解为“战争”（第13 页）而应理解为“厄运”。此本主要是原文及注，篇幅较紧凑，字也大。有古汉语根底的读者，想了解宋应星的思想，以使用此本为适宜，但此本与中山大学出版社本比较，也各有千秋。后者加注的地方更多，且给出语体文翻译，颇便一般读者，尤其青年读者。这两个版本在促进《野议》等四种著作的流传并引起各界重视方面，都各有其作用。

    要想作深入研究者，最好将两个版本结合使用，取各自所长，则收相得益彰之效。如《野议。盐政议》中一段话在江西本中是：“所谓私盐者，乃当官掣过，按淮使者瓜期已满，而尚未之详也。？食盐之人，止有此数，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40 页），中大本则作：“所谓私盐者，乃当官掣过按，淮使瓜期已过，而尚未之详也。？食盐之人［入］，止有此数，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143 页）。试将上述两本文字比较，我们会发现江西本断句正确，但未发现崇祯原刻本中“人”乃“入”之误。中大本将“按淮使者”中的“按”断在上句中，是错误的，但发现原刻本中“食盐之人”为“食盐之入”之误，则是正确的。因为从下面一句“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中，确证明“人”应改作“入”。同时江西本对这段文字只给出两个注，而中大本则给出四个注，且有语译文。这个例子典型他说明，如将两本对读，取各自长处，便可更准确地把握住宋应星思想的本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种古籍有的种不同的注释本，是很必要的，不必怕重复。因为每种版本都有其特点及短长，兼而取其长，可得到最好几效果。从1636—1637年到1988 年之间，宋应星的《野议》等已有四种版本，都是在中国出版的。

    迄今还没有外文版，这是因为国外只是在1976 年以后才有机会看到这些著作的铅印本，又因文字艰涩，不易译成外文。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也许会有外文版出现。

    结束本书时，我想以下列献词书赠本书传主：伟哉宋公应星，斯人屈指可数。

    身处晚明乱世，才大学博志笃。

    撰成《天工开物》，总结工农技术。

    环球无可比美，五洲列国称著。

    精湛政经高见，《野议》倾吐肺腑。

    元气五行新论，俱载《论气》一书。

    批判天人感应，《谈天》指斥宋儒。

    展示人生哲学，《思怜》对比陈述。

    启蒙社会思潮，卓越代表人物。

    一代科学巨匠，流芳百世千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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