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出现于17 世纪的明代末期。作为科学家，他是中国古代工农业技术的总结性著作的作者。但他在研究科学技术时，还注意于将科学技术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及艺术密切结合起来，使它们在他的头脑中相互交织与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一系列带有他特色的思想观点，因而他还作为思想家登上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舞台。如第一章所述，明末中国在农业和工业以及科学技术领域内都进入了新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在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当时还从西洋引进了一些科学技术如天文学、数学、历法、水利学、机械工程、火器制造等，实现了李约瑟博士所说的中西科学的部分“融合”。反映中西科学技术结合的作品有《崇祯历书》（1634）和《火攻挈要》（1643）。

    宋应星虽然侧重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但对西洋科学技术也有所触及，一股时代之风也吹到他那里。例如《天工开物。佳兵》章提到西洋炮、《锤锻》章提到“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等。但总的说来，他在书中讨论的主要对象还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技术，无论在工艺、设备、操作方法的叙述还是在使用的术语方面，都带有浓厚的中国乡土气息。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或东方式的科学著作，所以在评价宋应星在科学史中的地位时，首先应从中国科技史角度出发，看看他比他的前辈作出了什么样的新贡献。同样，评价他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时，也首先应从中国思想史角度出发，看看他比他的前辈提出了一些什么新思想或对前辈思想作出了一些什么新的发挥。除此，评述一位科学家兼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时，还要把他与同时代和后代人相比较，看看他对他们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和启发。这样，便能理出他在科学技术史和思想文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最后，如果对历史人物能放在当时世界的大环境中来研究，就更有助于认清其历史地位。

    农业和工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发展史，因其与人民食衣住行有密切关系。

    人们为满足生存的基本要求，就要吃饭、穿衣，并在合适的房屋内居住，而要作到这些，就得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先民就为了生存和改善生活条件，而对野生的动物和植物加以人工驯养和栽培，使之成为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和家畜家禽的驯化中心之一，又是在工业方面一系列发明创造的故乡。1953 年李约瑟博士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的著名报告。他在报告中按英文字母abc 到xyz 的顺序，列举了在1—18 世纪期间从中国传到西方各地的26个大项目（每项还有若干分项）发明。①这些发明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涉及到的有龙骨水车、石碾、水力驱动的石磨、风扇车、活塞风箱、卧式纺织机、提花机、缫丝和纺织机械、独轮手推车、帆车、磨车、弩、钻深井技术、铸铁技术、运河闸门、拱桥、造船及航运方面的众多发明（包括防水船仓、前后索具）、船尾舵、火药及火器、指南针及在航海上的运用、造纸术及印刷术、瓷器等。

    李约瑟在列举上述发明后写道：“26 个字母用完了，我该停下来了。但还有很多例子，甚至重要的例子，如有必要，也列得出来。”对此，我们想就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涉及到的中国科技发明，再列举一些李约瑟没①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第142 页（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有提到的例子，其中包括水稻、大麻、芒麻、白菜、大豆、养麦、桑树和小豆的栽培、煤的开采、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白铜与黄铜等铜合金的冶炼、锌的冶炼、养蚕技术、灌钢、红、制墨、炒钢、石油等等。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还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地学和农学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宋应星生活在这样一个作为科学技术发明的沃土的国家里，又走南闯北作过多次长途旅行并沿途进行科学考察，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他那个时代里又都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因而他才能写出《天工开物》这样内容广泛而充实的作品，书中反映的主要内容多是李约瑟所列举的中国最擅长的科技领域内的技术项目。当时任何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之所以无法写出可与《天工开物》比美的作品，并非因其无能，而是因为没有宋应星所处的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环境。但他们则在别的领域内却作出自己的独特的发明与发现。

    如前所述，为了评价宋应星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必须把他和他的著作与他以前的科学家及其著作加以对比。大体说来，新的一代人物在从事其科技活动时，总要面临在其诞生时便已具备的现成的科技成果和社会上早已提出但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他们只有善于掌握这些成果，使之发扬光大，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将科学技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才能有所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现有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提供新的东西和新的贡献，他的事业和著作才有价值，才能超出前辈并启发后世，这就是所谓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应当说，在明代末期以前，随着农工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总结生产技术经验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历代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家、技术家和发明家，也产生一些优秀的科技作品。这些科学家、技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作为宋应星的先辈，为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遗产，使他能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出发从事其科学活动。

    中国是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古代的典籍浩如烟海，与农业、工业生产技术有关的古代著作数目也相当可观，但同文学、历史和哲学之类的人文科学著作相比，其数量并不算很多。这是因为在过去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提倡儒学，而官方教育和科举制度又规定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作为学习和考试的主要内容，而科举又与做官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读书人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读四书五经、写作诗文上面，只有少数人出于个人兴趣和职务上的需要，作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里农业和工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所从事的生产劳动，而这种劳动在那时被视为“卑贱”，能工巧匠的技术被诬之为“奇技淫巧”，没有社会地位。而劳动者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不能自己著书立说，他们的技术只能依靠口授身教来传诸后代，较少留下文献记载，他们所制造的各种精美的工艺产品通过地下的考古发掘才得以为后人所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成员大多数人希望通过钻研儒家经典，沿科举阶梯而步人仕途，为此就必须掌握经史文学之类的知识，于是在社会上造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轻视技术的伦理风尚。所谓“读书”，也无非是儒家“圣贤”之类的著作，并不包括科学技术书在内。尽管一度在科举中设“算学博士”、“医学博士”，那也是为征召政府部门中少数官吏而设，并不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历算和医药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从来不设“工学博士”和“农学博士”，因而只凭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并无法获得任何功名。尽管如此，在过去毕竟仍有些有识之士注意于科学技术的探讨，并写下有关著作，形成学术领域内的一个流派。在这方面以先秦时的墨家学派以及农家者流首开其端，我们不妨将其统称为“科技学派”。他们一度相当活跃，因而在先秦“百家争鸣”期间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十家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其中小说家被视为小道，故《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在这九大流派中，墨家注重工业技术，而农家则钻研农业技术。他们是宋应星所从事的事业的最早的先驱。中国古代学术领域内早期的科技学派，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度成功地跻身于与儒、道、法、名各派并列的地位，在九家中竟占其中两席，这是来之不易的。他们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是如此的重要，以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还不得不下令保护农书和医药方面的著作。研究先秦时期科技学派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似乎应是史学工作者加力探讨的一个课题。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前，中国出现的并保存至今的有关农业方面的著作，择其要者有反映先秦科技水平的《管子。地员》篇和《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和《审时》四篇。此后有南北朝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533—544）、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十世纪）、宋代陈旉（1076—1156）的《农书》（1149）、元代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1273）和王祯的《农书》（1313），明代有邝璠的《便民图纂》（1502）、马一龙的《农说》（1547）和袁黄的《劝农书》（1605）等等。汉代成书的《汜胜之书》较为重要，但久已散佚。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总结性的农业巨著，但此书刊行时间（1639）比《天工开物》迟了两年。

    在以上综合性农书中，《管子》和《吕氏春秋》有关篇分别是齐国宰相管仲（前645 卒）和秦相吕不韦（前235 卒）的门客们编写的，主要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讨论农业问题，但反映了先秦农家学派的某些农学成果。只有《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综合性农书，全书共10 卷92 篇，11 万字，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涉及的地区基本上是黄河中下游的晋、豫、鲁等省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但没有涉及到南方长江流域产稻区各省的农业技术，是为不足。

    陈旉的《农书》共三卷，篇幅不大，总共一万多字，主要总结了江南水稻为主的耕种技术，并论及水牛及养蚕。在这方面补充了《齐民要术》之不足，但陈旉没有提到北方各省的农业技术。

    陈氏《农书》与贾氏《齐民要术》都似乎是各执一端，没有反映中国农业生产的全局。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是一部大型著作，共11 万字，而且是图文并茂。此书综合黄河流域旱田和江南水田两方面的农业技术，讨论面涉及五谷、园艺和桑蚕等，对水利灌溉和各种农具亦颇注意，因而是集中了《齐民要术》和陈旉《农书》两方面优点的较全面的农书。书中还对印刷木技术给以叙述，但再没有论及其余工业部门。在明以前的其余农书中，从讨论的广度、记述的地域而言，再没有比王祯《农书》更详细的了。这部书之所以可贵，还在于它提供不少插图，结合文字叙述，使读者对书中所述生产过程及工具有形象的认识。宋代虽有《耕织图》，但刊本散佚，故王祯《农书》成为现存最早的插图本农书。

    在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前出现的中国有关工业技术的著作，在数目上还比不上农书多。历代史书中《食货志》含有这方面的史料，但象《盐铁论》一样，主要从政治、经济角度写的，还算不上是技术书。有关工业方面的著作择其要者有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此后有南北朝时陶弘景（456—536）的《古今刀剑录》，宋代有曾公亮（998—1078）等编的《武经总要》（1044）、李诫（约1060—1100）的《营造法式》、苏颂（1020—1101）的《新仪象法志》（1090）、王灼的《糖霜谱》（1154 前后）、朱肱的《酒经》（1117）和晁贯之的《墨谱》。元代有陈椿的《熬波图咏》（1330），明代有黄成的《髹饰录》（1625）、王徵（1571—1644）的《新制诸器图说》（1627）和茅元仪的《武备志》（1621）等。唐代的《工艺六法》、五代时朱遵度的《漆经》、宋代人喻皓的《木经》和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遗制》都较重要，但不幸没有保存下来完整的原著。在工业方面，明以前还不曾出现过讨论许多工业部门技术的较全面的工业技术书。《考工记》是现存最早一部综合性著作，但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规范性的书。其中提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攻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植之工二”，内容涉及木工、冶金、染色、制革、制陶、酿酒、兵器、建筑等工种，可惜对技术叙述得过于简略。又因该书成书较早，有些工业部门如造纸、制瓷、火药等在战国时还没有兴起，自然也都无从谈起。在传统农工业技术书中，工业技术书相比之下是较为薄弱的一环。

    以上所述有关农业方面的技术书中，多只就本行业范围内的生产技术加以叙述，而较少谈及工业技术。而工业方面的技术书中，多偏重专论某一局部生产部门（如建筑、机械、军工、制糖、酿酒）的技术，而很少从全局的范围作综合探讨。此外，有些书既非专门农书，亦非工业技术书，但内容涉猎较广，如宋代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094）和明代李时珍（1518—1592）的《本草纲目》（1596）以及历代本草书等。但《梦溪笔谈》是笔记题材，除科技内容外，还有政治、经济及文史方面的内容，而本草书则偏重医药方面。历代还有些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如唐人徐坚（659—729）的《初学记》（727）、欧阳询（557—641）的《艺文类聚》（624）、宋人李昉（925—996）的《太平御览》（983）和明代的《永乐大典》（1404）等，几乎无所不包，自然也有科技史料。但这些书中更多的内容属于文史哲类，不是专门科技著作，而只是文献资料汇编。

    试将《天工开物》与比它更早出现的各种著作对比后，我们就会看到，古代科技著作很少有将农业和工业两大生产部门的技术合起来作综合研讨者。大多数的情况是农书作者只谈农而不言工，工艺书作者讨论面甚至更窄，只限于某一特定工种，而且象采矿、冶金这样的大工种的技术竟少有问津者。在宋应星以前，只有元代科学家王祯的农学著作涉及到一门工业（印刷术），是一部专门技术书，相当可贵。而《考工记》还并不能被视为专业技术书。从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眼光看，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越到后来便越发紧密。农业生产有赖工业提供的各种农具、农药及其他材料；而工业生产有些原材料有赖农业供给，农村又是工业产品的广大市场。只有农工并举、相互协调，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将农业和工业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综合探讨的对象，便成为技术科学领域内一个新的课题。但这只有在农工业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和社会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才能将这一新课题提到日程上来。明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宋应星式的科学人物和《天工开物》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因为那时社会还没有提供足够的客观条件。

    但是，在明以前确实有目光远大的人把农业和工业放在一起作为讨论对象，并发表议论。这种早期尝试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管子》认为发展农业和工业是富国、强兵和养民之道。该书《治国》篇写道：“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①同书《轻重》篇又写道：“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②《管子》主张重农，通过务天时、尽地利、用民力来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主张大力发展工业。该书《海王》篇精彩地议论道：“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轫、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①史称齐桓公自得管仲而一匡天下，乃因这位齐国统治者采用了杰出政治家管仲的一系列正确建议。农业和手工业是中国古代国民经济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男耕女织”，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一直是封建时代早期自然经济的特点。《管子》不但指出发展农工业的重要性，还在一些篇中记载不少有关农工业的技术知识。但总的来说这部书是政论性作品，不是科技专著。

    后来由于农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到了明末，早期封建自然经济形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冲破了“男耕女织”的简单劳动分工形式，特别是工业生产有的部门达到工厂手工业的规模，一厂有雇工数百人者，有严格岗位分工。以景德镇瓷厂为例，“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有一部综合讨论农业和工业的著作，但要反映出新的时代特色。宋应星正是沿着《管子》重农工的思路，结合明末农工业和科技发展现状，写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天工开物》与《管子》的相同点是，都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讨论，强调二者的同样重要性，指导思想都是正确的。不同的是，管子是政治家，宋子是科学家兼思想家。应星将《管子》中零散科技知识化为严密的农工科技知识的完整体系，以“天工开物”的总的技术哲学思想代替管子的政论，因而他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地从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工业中的谷物栽培、农产品加工、农具和水利、养蚕与纺织、染料与染色、制盐与制糖、榨油，金属与合金的冶炼、铸造、锻造，采煤与烧石灰、矾石、砒石、造纸、舟车、①吴天颖等：《管子经济篇文注释》，第154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同上，第302 页①吴天颖等：《管子经济篇文注释》，第192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中册，第14a 页（明崇祯十年版，1959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火药及火器、颜料与墨、制、珠宝玉的开采及加工等近三十种生产部门中的技术放在一起加以研究。

    宋应星与以前历代科学家相比，其所作出的新贡献在于，他对明代以前几千年来中国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所积累的技术经验作了全面概括并使之系统化，构成一个综合科技体系。这是一项空前的创举。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中国科技史中居于显要地位。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人如此广泛而系统地把中国农业、工业各部门知识放在一起加以研讨。而在他以后，一直到清末，我们也没有发现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超过《天工开物》的类似著作出现。该书自问世时起在二百多年间无任何其他著作可与之相比，宋应星攀登到中国科技史中前所未及的高峰，象他诗中所述“渠在峨嵋绝顶行”（《思美诗》第3 首）。他同时还开创了撰写科技著作的新的体例，也就是《天工开物》式的体例。前已述及，在此以前的著作都是农书谈农，工业技术书言工。当然，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必要的，分得越细则研究得越深。例如宋人韩彦直的《永嘉橘录》（1178），专门研究温州地区的橘树种类、栽植、去病、采摘、收藏、制治与入药等，极为详尽。这类专著自有其功用，但只能给人以局部领域内的知识。对科学技术作综合性的研究也同样是必要的。这类著作从宏观角度综览技术全局，并在各个部门间建立联系，给人以全面知识，《天工开物》就是典型。宋应星写此书以综合研究为主，但亦有分门别类的探讨，在宏观中有微观，博中寓专，因而是一种独特的体例。

    《天工开物》从所涉及的广泛内容来看，属于技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但它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百科全书或传统意义下的“类书”。一般百科全书或类书都以文献编纂为主要方法，常常是集体分工写作，以书面资料为依据。而《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一人完成，书内的资料主要以作者在社会上的广泛科学调查结果为依据，但百科全书并不要求每个条目的作者都要亲自作实际研究。传统的类书甚至毫不批判地将有关某一事物各种记载罗列在一起，不要求编纂者本人发表己见，充其量只是文献资料汇编，不能与《天工开物》同日而语。从这里我们看到宋应星所作出的另一新贡献在于，他不是专靠前人的文献，而主要靠自己的亲自见闻对工农业许多生产领域的技术作了真实而细致的写照，除文字叙述外，还佐之以生产操作和设备图。那时虽无照相机，但这些插图足以使我们能熟悉三百多年前在田间和作坊里从事不同行业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形象及其操作实态。据我们统计，书中有123 幅图，共描绘出286 个人物，其中正在操作的有280，内包括妇女10 人。每个人物都有生动的表情，老中青幼不同年龄者一齐都出现于画面之上。画面中人物最多的出现在《锤锻》章的锤锚图中，有15 人在不同岗位上协调地劳动。

    这是宋应星把艺术引入到技术中的一个成就。

    此外，画中还包括受人驱使的牲畜共22 头，其中牛10 头、马11 匹、驴1 头，反映南北各地使用牲畜的情况。插图是用素描写实的线条勾法画成，生产设备有立体感，大体说符合投影原理，各部件比例适中，读者览此图如身临其境。这些插图本身也使《天工开物》在科学史和艺术史中独树一帜。中国美术作品何止万千，但真正从技术上反映二百多人物劳动的长卷画面，还唯有从《天工开物》中才能看到。这些人物有的出现在万里的波涛中，有的劳动在千度的洪炉旁，有的在井下，有的在水底，但更多的人是在田野或露天作坊里劳动。他们以不同姿态生产社会物质财富。我们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宋应星提供的这些插图，因为这对理解他在文字叙述中的技术过程和设备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冶铸》章讲铸巨鼎时，只提供一幅铸鼎图和铸造思想，实质性文字叙述亦不多。在铸钟节介绍铸巨钟时，情况也是如此。但如果此图到技术家手中，便获许多文字不一定能表达清楚的技术信息。就是说，一张技术图纸，包括一系列现今西方人所说的technicalinformation.在目前讲求科学技术的时代里，《天工开物》中的技术画应当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宋应星技术美学思想的体现。观赏宋应星提供的这些画，不但使人们认识古代技术的真面目，还同样获得美的艺术享受。我们认为这些技术画在文化史中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一般人物画。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古代科技作品中的插图还很少被收入美术史著作中。反之，一些宗教画却被抬到很高的地位，这是不公道的。

    宋应星对中国科技史所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他对以前技术书中很少触及的重要生产领城率先加以深入的研究并详细记载下来。金属冶炼、铸造和锻造是重工业部门，金属制品尤其钢铁产品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力杠杆。金属工具又是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所赖以进行生产的前提，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自战国以来直到明代，中国浩瀚的典籍中竟没有一部书系统论述金属冶炼及加工工艺者，据现有史书所载，在这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内，亿万中国人中竟无一人潜心于金属工艺的系统研究。是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的《五金》、《冶铸》和《锤锻》三章里，第一个系统而深入些论述了钢铁、铜、铅、锡、锌、银、金等金属及有关合金的冶炼、铸造和锻造技术，并附以珍贵的工艺图23 幅，填补了中国技术书中的一大空白。以技术叙述与插图解说造纸、采煤、制砖瓦与陶瓷、榨糖等工艺的，也是自宋应星始。总之，他在中国科技史中首开记录的，都是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部门。在这方面他的历史地位是作为科技著作家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不少工艺是由于有他的著录，才成为从明末的方以智直到清末的学者注意和研究的对象。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由于有了他的著录，才能解开中国传统工艺中的某些技术之谜。

    宋应星不但探讨的技术领域宽，而且所涉及的地区广。从东北的林海雪原直到大西南的云贵山川，从东南的福建沿海直到大西北的新疆塔克拉马干，从正北方的内蒙古经黄河、长江流域直到两广的南端。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内，各地各族的物产和技术都是他探讨的对象。我们的这位科学家放眼祖国各地，胸怀四面八方。无怪乎一百多年前，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将他摘译成法文的《天工开物》美称之为“技术百科全书”

    （encyclopedie technologique）。此外，宋应星还在其科学著作中灌输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因而“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研究其内在联系即规律性。这种思想方法在宋应星那里表现为注重实践和“穷究试验”，通过各生产过程中物料在不同条件与设备内加工时所存在的数量关系，找出生产过程的技术规律，使生产沿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以求最佳经济效益。他还在书中提供了指导工农生产的总的规律和观点以及方法。

    总之，如三枝博音（1892—1963）及薮内清（1907—）两位日本研究家所说，《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中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优秀著作。此书出版时（1637），西方科技著作已有部分传到中国，但此书仍以反映中国传统技术为主，是宋应星用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写的，还不能说他受了西方的影响，虽然其中有不少新的科学精神。一种新科学精神的出现，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当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时，新科学思潮也就会应运而生。

    明中叶以后的中国固然在社会经济和总的科学文化水平上比不过西方先进国家，但与本国的前代相比也毕竟仍在不断发展，尽管速度很慢。不管在东方或西方，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有一批新型的科学人物登场，他们反映该时代社会上比较进步的经济趋势和思想要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明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科学领域内出现了李时珍、宋应星和徐宏祖这一批人。然亦不容否定，象徐光启、王徵、李之藻、方以智等人，与西洋科学有密切交流的必要性，但获得这种机会的毕竟是少数，其余中国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李约瑟就指出，象李时珍这样的人，既使与西方隔绝也能同样达到科学高峰。当然李时珍能做到的，宋应星也能做到。因之李约瑟写道：“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①宋应星所处的17 世纪中国社会，虽然仍背着中世纪封建传统的包袱，但冲破传统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实学思想已经出现。这个社会离近代的大门还相距甚远，但不妨碍社会内先进学者把他们的思想触角伸向离近代较近的地方。先进者之所以先进，就在于能在思想上走到时代的前头。因之可以说宋应星著书立说时，他有可能自行展示一种别开生面的科学精神。在科学方面，摆脱中世纪传统而走向近代，是一种世界历史趋势。各国迟早都要走这一步，但其所经途经、所需时间和所用方式可能不尽相同，最后的目标一致的，如同百川归海，到头来都要汇归到近代科学的大海。与其他中外学者一道，宋应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明代起开始的中西科学的大汇合运动。他的思想与技术体系仍然是传统的，但精神实质已有了挣脱传统而走向近代的表现形式。

    评价宋应星在科技史中的作用时，也不妨把他放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中来考察。《天工开物》问世时西方已进入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科学早已在这以前就进入了近代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从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micus，1473—1543）的《天体运行论》（1543）

    而宣告了革命性的开端，到意大利天文学家伽里略（gali1ei galileo，1564—1642）和德国学者刻卜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西方科学革命主要表现在天文学、数学、力学等数理科学，即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领域内，特点是将数学和数学方法与系统的实验研究纳入在对自然界的探讨中，借助于科学仪器进行观测与实验。

    稍后，又在解剖学领域内取得进展。但当时在西方技术界中，还不象在理论领域内那样突飞猛进。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界没有伽里略、刻卜勒式的人物出现，只能以阿格里柯拉（georg agricola，1490—1555）及其《矿冶金书》（de re metallica，1556）

    ①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第195 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为最高典范，此书在技术上与中国的《天工开物》属于同一个层次，且一直用到17 世纪。日本三枝博音博士对东西方两位技术界的人物及其著作都有研究。1941 年他在其《技术思想》①一书的第三章《技术书经典》中只列举了《天工开物》与《矿冶全书》两种，作为他最推崇的技术经典著作。三枝氏还专有一小节题为“<■。■。■> <天工开物>”（“<矿冶全书>与<天工开物>”）他指出：《矿冶全书》是理论思维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在内容上能与阿格里柯拉的这部打开新世界的书物相比美并起同样作用的，就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中国明末人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②我们完全同意三枝先生的这一公允评价。《天工开物》与《矿冶全书》确有不少相同之处：（1）它们都是作者经实地调查后写成的具有总结性的技术著作。（2）都是插图本。（3）作者都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4）二者都反对中世纪陈腐观念、批判炼金术的虚伪。（5）二者同是理论思维与实际经验结合的产物。而且在《天工开物》问世后不到六年，《矿冶全书》便译成汉文，此译本共四册，《坤舆格致》而于崇祯十六年（1643）在中国出版。

    试将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比较后，二者除有不少共同点和具有同等的历史作用外，在细节上也各有短长。《矿冶全书》与《天工开物》都对采矿、冶金及金属加工工艺作了精彩的描述，填补了以前技术书中不少空白，这是相同的。但《天工开物》不同的是，除采矿、冶金外，还谈到许多别的工业技术，如造纸、纺织、制瓷、造船、制糖，还有谷物种植、谷物加工及养蚕等农业技术，这些内容则不见于《矿冶全书》，因而宋应星探讨的对象更为广泛。在采矿、冶金方面，《矿冶全书》提到铋的冶炼、强水（无机强酸）的制造以及机器升降与传动装置，还有关于矿山管理、矿脉的寻找等，多为《天工开物》所不载。但宋应星介绍的大型活塞风箱比阿格里柯拉描述的皮囊在鼓风效率上高出几倍，《天工开物》中的灌钢技术、生熟铁串联冶炼技术、炼锌及含锌合金制造技术，又比《矿冶全书》高出一筹。“天工开物”思想也为宋应星所独有。既然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被奉为近代西洋的技术经典，那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就有理由被奉为近代东洋的技术经典。如三枝氏所说，二者同为近代世界的技术经典。

    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生前曾经有个庞大的写作计划，要撰成一部名为《科学的伟大复兴》（grand instauration of sci-ences）的大书，这部书要比古罗马时代学者普林尼（plinythe elder，23—79）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的篇幅大6 倍，而由下列六部分组成：（1）科学分类；（2）新工具或解释自然界之指南；（3）宇宙现象或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史与实验史；（4）理智之阶梯；（5）新哲学之预兆；（6）新哲学或行动科学。大体说来这部书主要包括哲学、自然科学和工艺学。其中第三部分是《自然与技术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natureand of arts），培根预期当这一部分完成后，①三枝博音：《技术思想》，第104 页（东京：第一书房，1941）

    ②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2 卷，1 期，第32—34 页（1983）

    将为人类开辟一个新时代，①他还认识到有很多原理蕴藏在工匠的日常工作中，所以这些操作方法是科学知识的可贵源泉。培根的这一部《自然与技术百科全书》，在规模上颇有些类似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可惜，他的这部有关科技的百科全书没有完成，便提前逝世。后来再也没有别的欧洲人实现这种尝试，直到18 世纪，培根的计划才由法国启蒙学派首领狄德罗（denisdiderot， 1713 —1784 ）在物理学家达兰贝尔（jean le rondd'alembert，1717—1783）协助下，于1757—1766 年主持发表了著名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及工艺解析辞典》（encyclopedie，ou dictio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 des metiers）。

    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在欧洲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这部多卷本带插图的巨著包括科学技术各个领域，概括了当时科技知识精华，其中也收录了有关中国的条目，主要取材于在华耶稣会士的著作。当他主编这部《百科全书》时，并不知道《天工开物》原著已进入巴黎皇家文库之中，否则他定会对之十分赞赏，并将其收入有关条目之中。只是过了半个世纪后，宋应星的这部技术百科全书才被巴黎的汉学家儒莲所发现。精通汉文的儒莲一眼就看出此书的价值，当他将《天工开物》有关内容译成法文后，一度在欧洲引起轰动。他们赞叹在狄德罗以前120 年，中国已于1637 年出版了一部插图本技术百科全书，因而狄德罗不只是弗朗西斯。培根未竟事业的继承者，还是宋应星已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这就是为什么李约瑟博士将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的缘故。由此我们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也还没有出现一部在思想、规模和水平上都超过《天工开物》的作品。从17 世纪30年代至18 世纪50 年代之间，宋应星的这部技术百科全书一直在世界上居于独占鳌头的地位。薮内清博士指出：“《天工开物》在一部书中讨论了中国技术的几乎所有部门，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可与其相比。不但它在中国是唯一无二的，就是在17 世纪以前也没有任何可与之相比的欧洲著作。”①他还写道：“明亡前七年，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写成了概括中国传统技术的《天工开物》。此书由三卷构成，虽非大部头著作，亦足可与18 世纪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匹敌。后者是在科学技术勃兴的背景下，讴歌近代文明；而前者则是追述昔日的荣光，告别传统技术，迎来清代康熙、乾隆之盛世。”②为了评价宋应星在科学技术史中的地位，还要阐述他和同时代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对后世科学家的影响。我们前已指出，明代中国农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到16、17 世纪时已进入更高总结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形成一股进步的社会启蒙思潮。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改良主义社会批判家为中坚，也有一批科学家参与其中，构成中国的启蒙学派。他们批判封建社会，具有民主意识，为挽①b.farrington：francisbacon-philsopher of indusirialscience，p. 89-90 （ney and culture，1967，vol.8，n0. 1，p. 92—94.②薮内清：《科学史■■中国文明》，第132 页（东京：nhk■■■，1982）

    救社会危机寻求出路，为扫清学术（其中包括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而斗争，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为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科学家与唯物主义哲学家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宋应星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是明末启蒙学派中往来于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两大知识领域之间的人物，也恐怕是难得的一位在这两大领域都有研究心得和著述的人物。他活动的这一特点，使他在明代学术界居于独特的地位。

    明代学术界在各个领域比起宋元都有新的进展。在哲学方面，王夫之的理论体系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之大成，精辟论述了关于物质运动变化、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的思想，成为有数的先进思想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历代本草学成果，把医药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记载了中国各地名山大川的自然面貌，对岩溶地貌、溶洞和水文方面作了科学的描述，是地学史中的杰作。徐光启学贯中西，对西方天文、历算多有研究，其《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遗产的一大结晶。

    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除含传统中国科学知识外，也吸取了西洋科技成果，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则将农工两大领域的技术作了系统总结。宋应星是与同时代李时珍、徐光启、王夫之、徐宏祖和方以智这些人物相并列的。他们都是明末中国科学技术界中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

    关于宋应星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关系，可以说李时珍是宋应星的前辈。

    时珍年青时科举失意，甚至多次参加乡试连举人身份都未获得，遂弃儒就医，积多年努力写成《本草纲目》。应星也在科举方面失意，乃步时珍后尘，研究科学技术，他在撰写《天工开物》时，《本草纲目》成为他的主要参考文献。据我们统计，他曾直接引用达21 次之多，虽然并未在正文中标明出处，或只用“本草”二字表示。但宋应星在引用《本草纲目》中的科学资料时，也作了新的发挥，使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又深化一步。例如，《燔石》章称：“凡烧砒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①这显然引自《本草纲目》卷十：“初烧砒时，人在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又以和饭毒鼠。”②但除此而外，宋应星详细介绍烧砒技术并给出烧砒图，指出砒石不但可毒鼠，还可用以与豆、麦种子拌合或蘸水稻根当农药用，这是李时珍未曾提到的。应星又指出：“凡砒石井中，其下常有绿浊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这段话也见于《本草纲目》卷十引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1116）的记载：“坑中有浊绿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取。”

    但对砒石产地李时珍只列江西信州和湖广衡州，宋应星除列信州、衡州外，还列举河南信阳州，更提到衡阳“一厂有造至万钩（斤）者”，这都是新的补充。总之，凡宋应星引李时珍之说时，都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挥、补充，甚至评论，然有时评得不尽得当。在自然哲学方面应星所受时珍影响已于第八章中陈述。与方以智比，宋应星是长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册，燔石章，第61b —62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②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0，第354 页（上海：世界书局，1937）

    辈，二人相差24 岁，很可能是朋友。方以智学识渊博，几乎涉猎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并及西学，但治学时间晚，在技术方面常从应星著作中获得教益。宋应星比徐光启小25 岁，但他们在学术上似乎有点隔绝，两人地位及经历也不大相同。

    徐光启进士出身，供职翰林院，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又进太子太保，一度身为首辅，是当朝一品的阁老。他结交很多文人学士，在京与西洋人往来，并接触西学，又得以利用京师秘阁藏书。而应星身为偏僻县城未人流的教谕，与外人接触机会少，又无较好工作条件。但两人都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尤其农学方面。徐光启擅长天文历算，又著《农政全书》，对火器技术亦有研究，为应星所不及。但应星的长处是对农工业各领域技术都有造诣，徐氏未及的工业领域都由应星加以研究。他与同时代其他科学家相互采长补短，共同努力提高中国学术水平，各自作出贡献。

    宋应星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他对后世学术界和学者的影响方面。他的《天工开物》、《野议》、《论气》等问世后，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与江西相邻的南直桐城学者方以智得到《天工开物》后，于崇祯末写《物理小识》时广泛加以参考。《物理小识》卷七金石部写道：“宋奉新曰，赤铜以炉甘石或倭铅（锌）参和为黄铜，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矾、硝等药制炼为青铜，广锡参和为响铜。初质则红铜而已。”①（图49）方以智在这段话中黄铜后面又加注云：“铜十斤，炉甘石六斤。用倭铅四，则红铜六，以袁郡自［来］风煤炭炼。”在响铜后也加注云：“铜八，广锡二”。这些论述均引自《天工开物。五金》章：“凡红铜升黄色为锤锻用者，用自风煤炭（此煤碎如粉，泥浆作饼，不用鼓风，通红则自昼达夜，江西则产袁郡及新喻邑）百斤，灼于炉内。以泥瓦罐载铜十斤，继入炉甘石六斤，坐于炉内自然熔化。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凡用铜造响器？皆红铜八斤，入广锡二斤。”①《天工开物》还说：“以炉甘石或倭铅参和，转色为黄铜。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矾、硝等药制炼为青铜，广锡参和为响铜，倭铅和泻为铸铜。初质则一味红铜而已。”②{eraphy（nep}，水火木金土之间又是并行排列的。万物到底是怎样构成与演化，仍看不出其间的结构层次关系，而五行之间也决不只是单纯相生或相克的关系，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当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后，阴阳的物质性逐步消失，更多的表现为作用、属性或功能。

    战国以后，这些学说受到唯心主义曲解，被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总是要随着科学技术和对自然认识水平的发展，而采取新的形式，所以在汉以后的物质观又出现于哲学界中。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提出了“气”的理论以代替五行说。他在其《论衡》各篇中指出，“气”或“元气”是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本源，气的特性是“自然”、“无为”（无意志）的原始物质，万物生成死灭都是气变化的结果。显然，这是一种一元论物质观，或可称为“元气一无论”。“气”在这里相当希腊哲学中的“原子”（atom）。从近代科学角度看，元气一元论比五行说多元论是更为进步的物质观，反映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说后由北宋的张载所发展，他在《正蒙》一书中认为，万物由气这个物质本原构成，气有聚散、往来，而无生灭，气聚而为有形之物，气散而为无形之物。

    气又有阴阳二体，称为“两端”，“一物两体，气也”。张载由此又将古代阴阳说中的阴阳赋予物质性的本义。他认为万物都是通过气的阴阳二体的分合，借聚与散的形式而形成、发展以至消灭。①但物之消失并非化为乌有，而是形的改变，本质及一气之运行：“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太和篇》）。

    这就既唯物主义地而又辩证地比五行说或阴阳五行说更好他说明了自然界万物生成和发展变化的各种现象，是张载对哲学史作出的一大贡献。其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将构成万物的本原由5 简化为1，又复归了阴阳的物质本质，引入了“聚”、“散”的概念，初步论述了物质不灭。但某种伟大学说建立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张载将气分为“清气”与“浊气”：清气在流动不息，是谓之“神”；浊气在地滞而不动成有形之物，是谓“神之糟粕”（《太和篇》）。他将“神”与“形”对立起来，而为唯心主义潜入他的哲学体系开了后门。

    当张载发展气一元论物质观时，他同时代其他宋儒在努力改良阴阳五行说，使这个理论更加体系化。周敦颐（1016—1073）把宋初陈搏的《无极图》改成论证万物本体及形式的图式，著《太极图说》以阐明之。周氏认为万物生于“太极”，太极生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就是说，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而万物最终以无形的太极为本原。①经过朱熹的发挥使这个理论更加系统化与具体化了。它比古代阴阳五行说的改进在于：（1）在五行之上设立更加原始的本原（太极），从而使该理论具有一元论的特点，克服了原有的多元论弱点。（2）象张载的气一元论一样，复归了“阴阳”作为物质性的本质，“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出来”（《朱子语类》卷三）。这样，阴阳便不再象过去那样抽象化了。这是所有宋代哲学家对阴阳说的共同改进。（3）对古代五行说中五行的并列模式深入研究后，发现五行中水、火是更为原始的物质，然后有土，由水火与上作用才成金木。因而把五行分为“水、火→土→金木”三个物质结构层次，比过去的五行说有很大改进。根据太极一元论物质观，万物生成经过下列大的层次：太极→阴阳→五行（水火→土→金木）→有形之物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198，204 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179 页（人民出版社，1979）

    第Ⅰ层次（太极）→第Ⅱ层次（阴阳或αβ）→第Ⅲ层次（a 水火→b 土→金木）→第Ⅳ层次（有形之物）换言之：Ⅰ→Ⅱ（α＋β）→Ⅲ（Ⅲα→Ⅲβ→Ⅲc）→Ⅳ这样一来，便使从万物最初本原到有形之物的生成过程更加具体化一步，对五行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深化一步。学者们介绍太极一元论时，通常只载版刻太极图，而未对图内所示细节加以说明。我们此处据刊本原图绘出一个解析图，订正刊本原图内“水、土、木”之间一条线处理上的不当。

    从图54 中可以看到：（1）土由水、火生成。（2）水与土并通{ep}过土生成木，但木内除含水、土外，亦含火。（3）火与上并通土生成金，金除含火、土外，亦含水。（4）土成为仅次于水火的层次，而且是水火作用的介质，也是与水火作用的一个元素。（5）五行的排列次序应当是水火土金木，而不是水火木金土或金木火土等，其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序应为水、火→土→金、木。（6）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万物，但五行还并非基本元素，其中每一行都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气也，生此五行之质”（《朱子语类》卷九）。这样，阴阳五行说通过改进，又达到新的发展形式—太极—元论物质观。这个理论体系虽然在结构形式和解释万物生成的细节上胜过元气一元论物质观，但存在着先天不足。问题在于，比阴阳二气更为原始的“太极”，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周敦颐体系中万物本原的“太极”，是无形无象、不可言说的极，又名“无极”。“太极”一词来自《易传》，是精神性的东西，相当道家的“道”，或唯心主义中“理”的范畴。朱熹解释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乃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故太极之中万理毕具。①又说“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语类》卷九），是超越于客观世界之上的。周敦颐也指出：“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太极图注》，《濂溪集》卷一）。朱熹更解释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未有这事，先有这理”，理在气先，“理终为主”。

    因而这个体系探讨万物本原及生成演变时，认为精神性的“理”（太极）产生于物质性的“气”之前，而且是气以及万物的主宰，于是便颠倒了事物的本末关系。此体系实际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物质观，它尽管理论形式较完备，在处理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这个最高哲学问题上跌入唯心主义泥潭，不可能使人们对万物构成获得正确认识。

    明代以前物质观方面两大哲学流派的大致情况，便如上面所述。在宋应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99 页（商务印书馆，1947）

    星以前的明代学者中，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和李时珍等人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物质观，又吸取了太极论物质观中的合理成分，有了些新发展。王廷相认为万物由“元气”这个物质本原构成，气有聚散，而无灭息，盖“未尝减”（守恒）也。气有运动，以其含有不能相离的“阳气”与“阴气”之交感而成万物（《慎言。道体》）。他针对太极论物质观将精神性的“理”置于物质性的“气”之上的作法，批判说：“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

    （《太极辩》），因此他把“理在气先”命题改为“理在气中”，而将“理”解释为“气”的规律，规律寓于客观存在的“气”之中，而无脱离“气”而存在的“理”。这一字之差便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他又说：“余尝以为元气之上无物”，有元气运行则有阴阳，有阴阳则有万物，“非元气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答薛君采论性书））。廷相还指出：“南宋以来儒者，独以理言太极，而恶涉于气？？嗟乎！支离颠倒，岂其然耶？”

    盖“理无机发（没有物之机能），何以能动静？理虚无象，阴阳何由理中出？此论皆窒碍不通“（《太极辩》）①他又针对五行说指出，古代五行说是从民用观点讲的，”谓此五者流行于天地之中，切于民用“，不是万物之本原。

    后人“以五行论造化生人物”，且配十二支于四时、“以五行配五脏六腑”、再配星纬，乃“假合傅会”、“怪诞之谈”（《五行辩》）。他指出：水、火、土比较根本，而后乃生金木，金木不能与水、火、土并列，何能成万物本原？他认为天地之初只有阴、阳二气，而此二气含于元气之中。王廷相的功绩在于：（1）从哲学上批判了太极论物质观的唯心主义实质，打中其“理在气先”的要害，而代之以“理在气中”的正确命题；（2）肯定并重申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观，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生机；（3）点中了五行说在结构原理上的破绽，肯定了太极论物质观中对五行层次的分析。然而王廷相没有象周敦颐发挥陈抟理论或朱熹发挥周敦颐理论那样去发挥张载的理论，使之成为更系统与更明确的物质观体系，因而在他的学说中元气如何通过阴阳二气形成万物，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王廷相主要是扫清了元气一元论发展中的思想障碍，而把发展工作留给来者，因为他那时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武器，既使有，他也未必会善于使用。这说明唯物主义者在与唯心主义战斗时，没有自然科学武装而只靠哲学，是难以取胜的。更何况他面对的是朱熹这位精通自然科学的强大对手。说到科学技术，就使我们想到宋应星的另一思想前辈李时珍。他作为科学家，解说了《内经素问》中的阴阳五行说，又吸取太极说物质观中五行观的思想养料及合理成分，作了科学上的论证。但他在哲学上却没有迎合周敦颐、朱熹这一派的观点，而是用张载学派的气、形这些唯物主义概念来解释阴阳、五行的形成及变化。他说：“阳化气，阴成形。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本草纲目。序例上》）。又说：“天地赋形，不离阴阳”（同上）。但总的说，李时珍在物质观方面还没有王廷相讨论得那样深。他虽是科学家，但对物质观的哲学论述仍嫌太少而不成系统，也把这方面的工作留给他人，因为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医药学。因而我们看到，要想使气一元论物质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哲学和科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综合探讨万物形成及其发展演变的问题。对明代学者来说，意味着兼取王廷相等哲学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326 页（人民出版社，1979）；楼宇烈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41 页《中华书局，1985）

    家及李时珍等科学家的长处，又克服其不足。这就要作到下列三点：（1）继承张载、王廷相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物质观传统，对之给以有力的科学论证和进一步发挥，使其更系统化、具体化：（2）克服宋明儒者太极说物质观中“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局限性，对之加以改造，吸取其中合理部分，用来弥补气一元论中的短缺，（3）最后，立足于唯物主义立场，博采百家之所长，重新建立一套物质观的新理论体系。要作到以上三点，决非容易的事，但历史又要求必须迈开这一步，只有唯物主义思想家兼科学家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于是本书传主宋应星把他的前辈留给后人的工作一概承当下来，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观理论体系，主要展示于他的《论气》及《天工开物》两部作品里。说来也巧，前者是哲学著作，后者是科学技术著作。哲学与科学二者的结合在他那里获得了完整的体现，他具备了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任务的各项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同时代的其他人难以兼备的。

    历史需要这样的人物，也造就了这样的人物。宋应星在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物质观时，提出了“形气论”和“二气五行之说”，这是他的学说的两翼，而以形气论为主翼，二气五行说是形气论的补充或助翼。他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筑构了他的物质观思想体系。他的形气论是他继承与发展张载、王廷相的气一元论的直接结果。二气五行说是他摄取与改造周敦颐、朱熹的太极说一元论中五行观的直接结果，二者又都是改造并重新发挥传统的阴阳说、五行说和阴阳五行说的直接结果。

    换言之，宋应星的物质观思想体系是他对从周代直到明代他在世的时期内中国各种思想学说，作了总的清理并加以集大成的结果。本章前半部分已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到了明代已进入总结性发展阶段。这不但指自然科学而言，就哲学而尤其是物质观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可贵的是，宋应星在科学和哲学两方面都作了总结性的工作。由于他的工作，使一元论物质观的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不只能继承、发展他前辈的思想，而且还能从唯心主义阵营夺取思想养料，就象在经济学中他主张“因敌取粮”那样。这是因为他“于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灏）书，无不抉其精液脉胳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司马迁《史记》）、左（《左传》）、国（《国语》），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不受拘束）渊邃以出之”①的结果。宋应星将其一元论物质观称为“形气论”（或“气形论”）及“二气五行说”以代替“元气论”及阴阳五行说，表明他综合了以往的理论，而又提出了与往不同的新的理论。他的物质观要点是：（1）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盈天地皆气也”，“气”外无“理”。气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形态，不能直接构成万物，要通过“形”这一层次，“形”是气的高级发展阶段，也就是“行”。由“形”（“行”）再逐步发展成土石、草木、飞潜、动植以至人等天地万物。（2）介于气、形之间还有一个物质层次，即水、火二气，“以为气矣而有形，以为形矣而实气”。这是由元气到①宋土元：长庚公传，载《宋氏宗谱》，卷22，第71 页（奉新，1934）

    万物的第一个物质过渡或发展层次，是形（行）的初级阶段。然后，由水火二气通过土发展到金木，又成为形的高级发展阶段，构成由元气到万物的第二个物质过渡或发展层次。再往下，通过形的阶段才构成无机界的万物，其中包括万物的最高发展形态一人。（3）元气的第一步发展是一分为二，形成水火二气。水火的下一步发展是构成土气，土气的进一步发展则构成金气、木气。因而在形这一层次中又分为土及金木两个小层次，土比金木更为根本。

    由于水火上金木五气都可用感官觉察到，所以列入“形气之间”及“形”的物质层次之内，成为由元气到万物的过渡形态。（4）万物构成后不断发展变化，但又不能久生，最后通过形（特别是土）而复返于气。万物在这个发展变化中都各有规律可循，即所谓“生化之理”。“理”在这里指规律而言。

    其中一条主要规律是，物质在生化过程中总的量“未尝增”也“未尝减”，是守恒的。归根到底表现为在“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的过程中气（物质本原）的量是守恒的，是不生不灭的。根据宋应星的物质观新理论，我们把他建立的万物生成和发展的图式已绘入图36 中，将此图与图54 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宋应星与周敦颐在观点上的异同。

    张载学派的元气论有一项缺点，认为元气只经过阴阳两端（二气）的聚便可构成万物，这就未免把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看得太简单了，也与自然科学知识相矛盾，因而解释不了“天覆地载，物数号万”的现象。张载还说：“气聚，则离明得施（有形可见）而有形”、“气之聚散，变化之容形尔”（《正蒙。太和》）。他虽提出“形”的概念，但认为是“客形”，即气的暂时形态，而没有把形看成是气通向万物之间必须经过的一个独立的物质层次。宋应星对元气论的重要改进在于他在气→万物之间引人了形这一过渡的物质结构层次，而形又分为不同的小层次，因而万物生成演变成为：元气（第一层次）

    →水火（形气之间的第二层次）→土（第三层次形的第一小层次）→金木（第三层次形的第二小层次）→万物（图36）。这比张载、王廷相的模式：元气（第一层次）→阴气二气（第二层次）→万物，就更加多了两个层次，因而使由气→万物的生成演化过程更具体些、更接近真理。这是宋应星将其理论称为“形气论”的原因。其次，在元气论中水火土金木是没有位置的，只看重阴阳二气，以为元气只通过阴阳二气便可直接构成复杂世界，这是肤浅的。

    宋应星的改进还在于，他把阴阳二气具体化，直接称为水火二气。在他看来，水火才是阴阳二气的载体。为此他作出了一系列的自然科学论证。同时他又把土金木引入到元气论中，构成气→万物之间“形”这一物质层次。他对阴阳说的发展，如上所述，使二气具体化为水火二气，这是个独到见解。他对五行说的改造，是通过剥夺各“行”作为万物本原的地位，使多元化为一元。

    根据近代科学知识和中外历史经验，物质观中的多元论是错误的，而一元论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路线。宋应星的思想方法是，首先论证气是万物本原，水火是比气较高一级的物质层次，再次他认为土由水火构成，而金木又由土而生，因而水火土金木都不是万物原始本原，真正本原是气。多元论现在成了一元论。但他又认为水火土金木虽非万物本原，但并不否定它们是比其他物更简单的物质，也不否认它们是气的高级发展形态，所以他有时称为“五气”。他把五气在万物生成体系中放在应有的位置。这不但是张载、王廷相没有作到的，也是周敦颐、朱熹、李时珍没有说清的。在宋应星理论体系中到处充满科学技术的论证，使他处于有力地位。在哲学领域内他不只在世界观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压倒了博学的宋儒，替唯物主义阵营出了一口气。宋应星的物质观思想体系不但从整体上比他前辈任何人的体系都更完备，而且在每一个局部论述上都有所发展。例如他关于物质守恒、“质日新”、“水火相参”及五气间复杂关系方面的论述，都比前人有进步，而且引人了定量描述方法，从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有些命题如“质日新而形万变”及水火相参相友的思想，还是他较早提出并加以论证的。物质观问题是哲学中头等重要的大问题，宋应星在这方面比其前人作出了不少新贡献，而且对后人尤其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产生很大影响。如第八章所述，王夫之一些思想都是在宋应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应星是王夫之的思想前辈，其《论气》、《谈天》这些哲学著作发表在前。上面所谈的物质守恒、质日新、水火相参相友的思想都在王夫之以前论述过了，但有待后者深化。而《天工开物》又成为武装王夫之哲学思想的科学武器。宋应星的整个物质观体系的影响，也可在夫之著作中找到。

    所有上述一切，都说明宋应星在哲学领域内是一位承前启后、不可忽视与低估的历史人物。随着人们对他的了解和介绍的加深，他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就会象他在中国科学史中的历史地位那样，会逐步被广泛确认。

    当然，他的物质观思想体系仍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范围，他在这个范围达到了所能达到的较好理论形式。随着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物质观，既使是最好的物质观，也会显出其历史局限性，最后退出哲学舞台，完成其历史任务，而让位于新者。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物质观，它是个漫无止境的认识过程，但每一个思想家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取得的成就，都值得后人景仰。当我们肯定张载、王廷相、李时珍和宋应星这些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贡献时，也还不能忘记周敦颐、朱熹这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发展物质观时所作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太极图”，恐怕宋应星也是难于作出那么多思想突破的。问题在于博采诸家思想时，要“能排宕渊邃以出之”。一般都认为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但没有宋应星等前辈的思想启发，恐怕王夫之也不会有那么多思想建树的。评价某个思想家时，在肯定他个人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不能把他与前辈及同时代人的努力割裂开来。在结束本章前，还应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中有些思想家常犯有一个通病，即把物质观或总的自然观推广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例如将五行配以五德、用气的清浊解释人性的善恶、以阴阳预卜世间的吉凶等等。这种情况在中外都时有发生，结果在这方面使一些唯物主义者滑向唯心主义的斜坡。而宋应星与众不同，他反对用自然观或自然现象去解释更复杂的社会现象。他讨论社会现象时，虽然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描述方法，但却宁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行事。这个素质也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中一位难能可贵的思想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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