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1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

    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庄子》、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2——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

    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3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4 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5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6 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7 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8

    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9 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 doll’s 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胡适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0

    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正因为如此，这种“真文学”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极的，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健康的，积极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破坏的吗？

    这年9月，《新青年》又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写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其中也曾着重从写实主义的角度来鼓吹“悲剧观念”，抨击旧文学中那种粉饰现实的说谎文学，特别反对旧戏曲旧小说中的“团圆迷信”。他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11

    “说谎的文学”，与鲁迅所指出的“瞒和骗的文学”何其相似，12 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对旧文学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适认为，这种团圆快乐的说谎文学至多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却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起人们根本上的思量反剩只有悲剧的作品，像《石头记》那样，真实地写出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悲剧，“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于《红楼梦》“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对于高鹗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3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胡适所提倡的“活的文学”——工具用白话文，“真的文学”——创作方法采用写实主义，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学”——内容上以人道主义为本，14 这三个口号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我国的新文学，便正是在这三个口号为代表的新思潮、新观念指导和影响之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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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页。

    2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省)人，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大胆抨击封建传统教条与假道学，终被统治者迫害入狱而死。他在文学方面倡“童心说”，反对剽窃摹拟，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曾评点《水浒传》(有人疑为后人伪托)、《西厢记》、《幽闺记》、《浣纱记》等。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后七子的复古摹拟文风，强调抒写“性灵”。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曾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及李贽的《焚书》并列。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又说：“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把《水浒传》摆在“六经”和正史之上了。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文学评点批评家，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他曾以《离骚》、《南华经》(《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西厢记》为世间六才子书(《辛丑记闻》)，并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了批点和删改。他批改《水浒传》大约成于崇祯末年，正当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大破明王朝官军、明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倾覆的历史时刻，金氏却把71回以后全部删去，并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为结束。批语在艺术上颇有卓到见解，但也表现出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常

    3《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页。

    4同注1，第21页。

    5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三“二三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1916年7月6日追记)，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939～944页；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二)，《胡适文存》卷一，第73～77页。

    6陈独秀所说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是也”(见《文学革命论》)。

    7钱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适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8《建设的文学革命》，见《胡适文存》卷一，第71～72页。

    9同注8，第88～89页。

    10《胡适文存》卷四，第14～15页。

    11《胡适文存》卷一，第207～208页。

    12参看鲁迅的《论睁了眼看》。此文作于1925年7月，原载《语丝》周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后收入论文集《坟》。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页。

    13参看《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第231～245页。关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他自己晚年说过一些出出进进的话，贬低甚至否定《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见《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载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难免见仁见智，而前些年多数倾向于否定胡适的见解。这问题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我们留在下一章里再专门讨论。

    14“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学》一文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适前此也宣传过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但“人的文学”口号则是周作人提出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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