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

    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

    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

    缩地勘天差可拟。

    梅生梅生毋自鄙！2

    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3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4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

    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5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6

    《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他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虽也不免笼统，7 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8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9 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10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11 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领袖的**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12 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13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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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2《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3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4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5《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6《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7《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8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

    9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10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11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64～67、74页。

    12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13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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