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用人术（上）（2）

    这是1858年曾国藩写给左宗棠信中的观点。当时国际形势是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形势是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武装斗争烽火四起，内忧外患，无一安稳日子可过。曾国藩认为，不论是对外作战，还是讲究求和，都需要忍辱负重、能够致远、刚毅果敢的优秀人才主持，而且需要一批人才，而不是几个，也不是湖湘区区数人。国家大计需要人才，必须立足长远、立足战略高度来讲求。《应诏陈言疏》针对的正是这一高度。在这篇疏里，他提出了解决人才问题的三个措施，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主要指国家应该培养一种什么样的用人风气、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维系与发展。曾国藩分析了满清各个时期用人的导向，指出顺治、康熙时期用人讲究“宽”，雍正时期讲究“严”，乾隆、嘉庆时期“人尚才华，士骛高远”，道光时期讲究“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到了咸丰初期，“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官僚主义畅通无阻，衙门习气浓厚，不敢承担责任，看不到大是大非，没有长远思想，只管眼前利益。转移之道，就是要整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习气，克服“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的严峻问题。

    培养之方，就是要求内阁、六部、翰林院加强对人才的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其意图在于充分发挥各部门主要领导者的作用，不要皇帝一个人统包统揽。他认为部门领导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说：

    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皇乡。

    实际情况是部门主要领导者与属下不熟悉、不了解，不能很好地教育、甄别，更莫说提拔使用。结果是六部中有的二十年不能补缺，有的一辈子不能主稿，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职，严重打击了人才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建议各部门主要领导者要加强与下级的联系，多沟通，多了解；皇帝也要经常询问、了解，掌握人才情况，并且不时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振作。

    考察之法，就是考察九卿科道、督抚藩臬办事能力与建言献策的水平。按照清朝的规定，部级干部由皇帝考察，各部门所设机构官员由三年一次的京察和督抚的考评。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够的。按照规定，九卿科道、督抚藩臬，有上奏说事的责任；各省道员，也有专摺谈事的责任。皇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他们的言谈中，看他们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从而分别人才的高低，能力的大小。这本来是一个好办法，但当时做得很差，“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咸丰想改变这种风气，要求官员上书言事，各地纷纷上书，但是千人一词，千人一面，因此咸丰也有厌烦感。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提出的解决之法，就是“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

    1851年4月26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上这道奏章，曾国藩下了很大的勇气，甚至想到了“死”。为什么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产生呢？因为他将矛头直指咸丰。这篇奏章里，他指出人才评判不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几个高官说了算，而应该由各级官员、国人说了算。进一步提出，使用干部不能由天子一人做主。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试问有几个皇帝会不将干部的任免权死死抓住呢？曾国藩居然针对这种权力提出自己判断人才好坏的标准与使用人才的办法，不能不说是大逆不道、敢逆龙须。然而，这也正是重视人才的关键所在。曾国藩认为，重视人才，必须立足于平时。平时不注重培养人才，遇到紧急事件需要处理时，就缺乏人才。“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要求咸丰培养、储备刚正、风骨、威棱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他强调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批评咸丰处理国家大事不与大臣分担，“独任其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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