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用人术（上）（3）

    曾国藩这种敢于与至高权力者叫板的做法，体现了他对人才的极度关注与重视。当他有机会担当重任的时候，他更是身体力行。

    军事方面。他认为“军事以练将为最要”。“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但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臣等一军，皆招选乡勇，本乏将弁，苟有翘楚之材，臣等不惜破格超保，储为将领。乃甄择已久，求其独当一面者实难其选；求其虽遇败挫，仍能措拄者，尤难其选。”湘军采用500人为一营的制度，营下又设几个层级，因此需要大量的人才负责，而当时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广泛找求这方面的人才，以期满足事业之需。在训练湘军上，他总是把选将放在首要的位置，早年一度感叹将才难选，一旦知道谁是人才，往往思之若渴。当时，他深知左宗棠、郭嵩焘是大才，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山，因此深感遗憾。江忠源在安徽，他要求江找到李鸿章，认为李是“可用之才”，想收罗到自己麾下。纵观曾国藩军事上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大胆使用了一批将领，包括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刘松山等，没有这一批人，曾国藩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1868年12月16日，曾国藩受到慈禧的接见，两人的谈话也是关于将领的问题。慈禧询问将领，目的是要曾国藩调一些好将到直隶去练兵，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当时称得上好将的已经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湘军经历十多年的战争后，一批优秀的将领已经或老、或病、或死，而新起之人才还没有出现。这一看法，对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是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因为感觉缺乏将领，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曾国藩觉得中国不能与法国开战，只能求和，所以在处理时过柔。

    行政方面。曾国藩一直认为督抚一级的官员，重要的工作职责只有两项：行政与吏治。在两者的关系上，得人是第一位的。“行政之要，首在得人”，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担任两江总督后，他拥有了治理地方的行政职责，因此开始较多地思考用人的问题。他认为：“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治理国家如此，治理地方也是如此，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以胡林翼治理湖北为例，湖北经过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胡林翼致力于吏治，“罗致贤才，多方培养”，以致“不数年间，吏治渐振，抚字催科，绰有条理”，“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当时的安徽由于战争的破坏，很多地方“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很多州县没有人去负责，而这样的地方更需要优秀人才去治理。他认为“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拊循，而煦妪之无不感深挟纩，事半功倍。”为了治理这些地方，给百姓带去实惠，他建议朝廷适当改变长期因循的用人制度。他到直隶后，深感人才的缺乏，立志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发表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了“人才随士风为转移”的重要论述，要求直隶士子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个方面用功，以先达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为榜样，不怕艰难苦困，那样只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贤，则数辈皆思康济思民。”不出十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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