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五章（1）

    慎独是一种大境界

    曾国藩说：“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富贵非贤肖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澄弟常常因为我升官，便说我是孝子贤孙，却不知道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位列臣子之首，显赫一时，难道可以说他们是孝子贤孙吗？”

    ● 解读

    意思是，我知道自己学浅识薄，偶得高位，但时刻留心的问题却是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时刻做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儿女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曾国藩出身普通农家，朝中无任何依傍，二十八岁中第，三十七岁时便官至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后又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创造了清廷升官最快、保官最稳的官场奇迹。

    不可否认，曾国藩也确有不愿为官的时候。“余不愿为大官”，“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莫作代代做官之想”，但对比日期便可知道，从咸丰六年（1856）到同治五年（1866），其中足足九年，曾国藩无一句不做官的话写给儿子。九年后为什么突然旧话重提呢？同治五年十月信中有六个字泄露了天机：“群疑众谤之际。”原来，此时宦海遇上了波澜。

    儒家文化的根本是统驭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说到底是当官哲学，是“读好书——做好人——当好官”的线性逻辑思维。

    曾国藩晚年曾经感叹：“宦途风波，真难测矣。”宦海是很险恶的，为官一日，就是在风波中翻腾一日，要想平平安安地上岸，很不容易。纵观他的一生，大大小小被贬了不下十次，有几次甚至性命攸关。但最终总能逢凶化吉，重新被起用。皇帝之所以信任他，在于他表现出来的“无欲无求”。

    为应对官场难测的复杂局势，曾国藩小心翼翼，时时感到如履薄冰。他深知“过犹不及”的道理，在官场斡旋中，知道适可而止。在与朝廷、与地方官员的交涉中，他一直注意不把事做绝，总是能留有余地。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一，曾国藩记下了一件趣事：整理文件时，看到公牍中刻着自己的官衔，长长一串，嫌字数太多，因而命人又删去十四个字，为自己的盛名“减负”，并作一首打油诗调侃：“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删去几条重刻过，留将他日写铭旌。”趣言中尽显自己的洒脱胸襟。

    宦海中，时作上岸计

    曾国藩说：“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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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 解读

    孔子提出做人的三个标准，即智、仁、勇，“三达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就是聪明智慧，明白事理。“智者不惑”，智在知道、自知知人、见微达变，是明智。这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具有普遍意义。

    春秋末的范蠡可算明智的典型。他跟随越王勾践二十多年，为其运筹谋划，终于灭掉吴国，之后勾践称霸中原，范蠡也备受越王的宠爱，然而范蠡却与家眷乘船到了齐国，一家定居于陶地，经商为业，人称陶朱公。应当说范蠡还是非常明智的，他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免遭了杀身之祸，并成为后世敬仰的“商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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