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二章（3）

    人须摒弃小志

    曾国藩说:“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 解读

    曾国藩认为：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

    封建社会，读书人大多追求“学而优则仕”，曾国藩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二：一是进德修业，二是经世致用“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是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是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进德”就是以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为标准和内容，修身养性。“修业”，就是学习文化知识和诗文作字的技巧，以期能自强自存。曾国藩认为，人各有谋生之路，士人劳心读书，也就是为了“求食谋生”。他提出，真正的读书人是有其终极目的的，那就是经世致用。在当时沉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曾国藩大力强调知识分子读书应该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的确可贵。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因为他把这些看做经世的大典。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

    曾国藩强调读书须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功夫。

    曾国藩虽有其光宗耀祖，显示其“大家风范”的目的，但是，他不希望其子弟成为奢、淫、逸、恶的败家子，期望他们勤于耕读，自食其力；希望他们不为做官而读书，而是做普通的士民，做“明理之君子”，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在今天亦不失其价值。

    读书之用

    曾国藩说:“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卖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不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

    ● 解读

    曾国藩认为：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

    实践证明，实干才是最真的，行动胜于空谈，就像赵括纸上谈兵、马谡失守街亭，一失误成千古恨，害己又误国。

    魏晋时期，王衍等人崇尚清谈、不重国事民生。王衍相貌清秀，风姿闲雅。他自比为孔子的学生子贡，喜欢谈一些虚幻的道理，老庄的哲学，也就是时髦的清谈。

    官居宰辅后的王衍，不关心政事和人民疾苦，外族的威胁，想到的只是如何在天下危亡时，保全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利益。311年，王衍被石勒所俘，身死人手，为天下所笑，可见，王衍的能言善辩，对国家而言的确是全无用处。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被空谈性的理学所约束。他在京期间，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更注重务实精神。曾国藩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曾国藩教育子弟的优点之一是能落到实处。曾国藩不尚空谈，总是将修身治学落实到具体的人伦日用之中，强调于日常习惯养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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