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二章（1）

    观物闲吟，意适神恬

    曾国藩说:“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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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读

    曾国藩认为：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

    立志是人一生作为的根本。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从立长志、立大志开始的，比如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而对于由农家子弟直到后来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来说，宦海生涯就是一个立志的过程。可是曾国藩一生所立的志向，却并不是什么升官发财、封王拜相之类的志向。“民胞物与之量”是德业的极致，“民胞物与”出自张载的《西铭》。张载认为人和物“其大本同于一源”，即他们的天地之性都是一样，所不同的只在于气质之性的厚薄、清浊，所以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从朱熹到曾国藩，无不盛赞、推崇这篇文章绝不是偶然的。

    “内圣外王之业”是事功的理想。内圣是儒家理想的仁政，曾国藩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过。外王，曾国藩曾封为一等勇毅侯，可以说已经达到目的了。他的主要的“事功”也是镇压农民起义。

    曾国藩从气度（气质）与事业，内与外多个角度来阐述“志”的内涵。他所谓的量，是民胞物与之量，是一个能装下百姓，天地万物的无限量。这里可以用他的另一段来解释：“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天地万物天下百姓与我融为一体，此真乃大志圣志也，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内圣外王之伟业，才具备了圣人之心，帝王之大业。

    曾国藩认为，立志必须高远，否则便难以超越芸芸众生，达到出类拔萃；但是立志之后，如果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肯虚心实做，那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因为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这种长远的打算和精准的规划，曾国藩才能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而不随波逐流，才造就了一代名相真将军的曾国藩。

    君子之立志

    曾国藩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 解读

    曾国藩认为：君子的忧虑，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如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

    在这里，曾国藩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他认为君子应该悲天命而悯人穷。历史上，这样的君子仁人不胜枚举。

    唐代的杜甫素有“诗圣”之称，他那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也受到人们高度的推崇。特别是他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更是让人钦佩不已。

    北宋的范仲淹心忧天下，以身许国，虽三次被贬出朝，但他无怨无悔，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不会缄默不言。一次，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立即奏请宋仁宗派人前去救灾，宋仁宗不予重视，他问宋仁宗说:“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宋仁宗感到惭愧，就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并奏请减免赋税，还特意将灾民充饥的乌味草带回京城，请宋仁宗传示朝廷上下，以劝诫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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