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当“我”君临天下……（13）

    可鲁迅紧接下来写道：“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仁义道德真的吃人了？还是听鲁先生本人的吧，他在一篇题目叫《马上支日记》的文章中写道：“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不仅上等人大吃仁义道德，所有的人都在吃，可能只有极其少数不更事的老迂腐才被仁义道德所吃。费孝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更重要的是，仁义道德原本可吃。孔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想仁就仁，不想仁就别仁，不想仁而装仁，非仁也。孔夫子并明确指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义道德首先是主观的，极而言之，它可能导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现象，但绝不会吃人。

    谁是贡献最大的人

    为当好“沙王”，“朕”全部的努力在于去组织化，目标所向不是别的，就是生产性努力——征服自己，讲养、讲爱、讲无私直接就是生产性努力的落实。

    在现有经济学中，生产性努力指的是创造财富的努力。经济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鼓励创造财富，不仅需要把社会资源导向生产性努力，而且需要把社会承认导向作为生产性努力主体的企业家，甚至“商本位”——即一切为企业生产服务，一切围绕企业家转。

    “朕”要把社会的注目礼导向何方何人呢？在“朕”的天下，理想状态是一盘散沙，注目礼原是一个个小窝自我角逐的，谁能以理养人、领导三角、能混能圆，最会玩窝里斗，谁就自然而然成为注目礼大赢家，无须“朕”导向。

    但考虑到一定的组织化文明可能难以避免，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防止天下陷入方向性失误，“朕”的确需要对注目礼进行一定的导向。那什么人对社会的贡献最大呢？这是一个常被讨论的问题，时代不同，理念不同，身份不同，答案也就不同，似乎没有个统一答案。但实际上，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办法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复制——要是连复制都不可能，何谈社会贡献？

    比尔?盖茨的贡献大不大？按一般的标准，盖茨对人类的贡献相当的大。但能复制吗？盖茨的成功不能复制，多少公司被他所创办的微软一一击败，不客气地讲，也是血染“红顶子”；盖茨的生活也不能复制，尽管过得俭朴，甚至有点吝啬，但位于西雅图市华盛顿湖畔的超豪华别墅还是令人“高山仰止”，占地6600平方米、花费7年时间精心打造、造价高达9700万美元——如果都这样来造房子，全美国乃至整个地球能容纳的人恐怕屈指可数。这当然属极而言之，但的确像盖茨一样，通常所谓的社会贡献实质上都是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不可复制，而且必定建立在别人的失败和牺牲地球的基础上，充其量只能算个人成功。

    西方文明尤其是工业化对人类居功至伟，这是欧洲人常常沾沾自喜的，以至于陶醉出种族优越感来。可西方文明能学习和复制吗？今天都像西方国家一样生活，还需要n多个地球；过去都像西方一样殖民，也需要n多个地球。当年问及“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原因应该就在这。西方先生或许可以研究，但不可复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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