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当“我”君临天下……（11）

    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呢？首先当然因为粮食生产，天下无粮不稳。但更多的议论是商多机巧，这应该属实，不能见别人之未见，利润从哪里来呢？在介绍大商人吕不韦时，太史公就特意提到“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人难道因为务农就会变得高尚？

    真实的原因应该在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分散的，而商业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社会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大的力量中心，比如富甲一方的豪强和人口云集的都会，容易聚众滋事，使“朕”的统治成本走高。对于设厂开矿，雍正皇帝曾直言“断不可行”，因为厂矿使人聚集，容易滋事。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业导致社会分化，尽管商业并没有直接以力服人，但从人与人的关系看，商业本质上属于以力服人的注目礼争夺战,最容易导致贫富分化。

    在农业文明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贫富分化首先会表现在土地的高度集中。从历史经验看，中华历代王朝的寿命主要取决于后一点，即不是因为组织化程度高的工商阶层造反，而恰恰是因为一盘散沙的农民起义。要害正在于土地的集中，王朝的稳定是因为抑商制豪强，土地相对分散；王朝的倾覆是因为社会分化失去控制，土地越来越集中，失去土地的游民越来越多，随时成为起哄的火种。

    抑商，也包括抑制技术的发展，实质上都是在抑制集中和组织化。重农实质上是去组织化，因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高度分散。而土地高度集中，打破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导致一盘散沙的农民不得不聚集。避免土地高度集中，是“朕”必须严防死守的底线；要不然，就偏离重农抑商的初衷。

    遍览中西历史，甚至全部的世界史，读到近现代的西方崛起时，人常常天生我材，霹雳一声问：为何工商文明或资本主义只在欧洲，不在中华，也不在世界别的地方萌芽成长？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番唾沫纷飞，或曰地理因素，或曰人种作用，或曰文化作祟，或曰宗教决定，莫衷一是——独独没有人设身处地，不知“朕”心所求！

    重农抑商是“朕”一统天下后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任何人君临天下，长久来看，不管多么英明，都一样要重农抑商。对商业的抑制自古四海皆然，耶稣基督明确告诫：“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就是未来全球一统，人类最高当局也得大力打击流动性投机。

    秦为什么先重商而后抑商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对技术的抑制应该是无意识的。虽不遗余力销毁暴力工具，但大力“治驰道”，一为天子巡游天下，一为军事服务。初衷当然是维护天下一统，却不知发达的交通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为人所用，动摇天下。

    但始皇帝重农抑商高度自觉，证据就是：虽然“商鞅变法”就提出抑商，但现实上，秦国高度重商。太史公曾明确记载：秦国历代君王大力支持商业的发展，始皇帝本人也不例外，还表彰了巴蜀之地一个经营丹砂、名字叫清的有钱寡妇。同时受表扬的还有一个搞畜牧业的乌氏倮，被始皇帝赐予同大臣一并朝请的待遇。手工业中，秦国很早就搞标准化生产，亦是重商的明证。

    如果不重商，国不足以富，兵不足以强，秦国怎么征服别国？正由于宏观窝里斗中，落后就要挨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重商，可能构成中华历史上最重商的阶段。当时涌现一大批商业中心，《盐铁论》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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