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的自由王国（25）

    是不是立即回趟老家？这不是一般的大富大贵，作为天下共主，衣锦还乡略显俗气。那是不是大肆享受一番注目致礼？的确可以这么做，作为一统天下的主，平定宇内，威加四海，初登大宝，令普天之下向“朕”注目致礼，未尝不可。始皇帝不就大耍了把威风吗？不仅独占一“朕”字，而且“除谥法”，不允许后代随便评价自己，更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包五帝”，合二为一称“始皇帝”。

    但威风岂能天天耍，尽管天下共主，此乐何极，但同样边际效应递减，说不定耍个两三回就腻了，“朕”迟早得回到现实中来，而问题已摆在桌上：一统的天下怎么办？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分封而治，委托—代理？

    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可能，因为“朕”真的很有限，即便允许以力服人，暴力征服的规模也极其有限。“朕”一个人不管怎么折腾，毫无疑问，都极其有限。于是就只有委托—代理的选择，岂不又回到起点？“朕”才刚刚从代理人起哄导致的宏观窝里斗中缓过气来呀！

    据《史记》记载，这也正是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遭遇的难题。丞相王绾提出应在远地分封诸侯，博士淳于越甚至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但始皇以史为鉴，赞同廷尉李斯所担心的代理人起哄，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殊不知，郡县制虽废了诸侯，但除不了委托—代理，不过是改代理人固定制为流动制而已。诸侯是固定的代理人，而且世袭；郡守是流动的代理人，不仅取消世袭，而且分权制衡，有“守”、有“尉”、有“监”。始皇帝的确英明，这大大提高了代理人起哄的交易成本。但代理人流动使郡一级的产权模糊化，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难题首先还不在于代理人流动抑或固定、郡一级的产权是模糊还是清晰，而在于“我”组织，这才是真正的烫手山芋。“我”组织不是起义组织吗？不是为“朕”消灭了起哄组织吗？不是为“朕”澄清了天下吗？既有大功劳，也有大苦劳，咋成烫手山芋了？

    原因很简单，不以力服人原是“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之所以搞组织，“我”不得已也，完全是因为起哄组织的刺激，全部目的也就是消灭起哄组织。而今起哄组织灰飞烟灭，敌人没了，外部威胁没了，偌大的“我”组织怎么办？

    当然可以继续驾驭甚至控制，毕竟是“我”发动的起义，组织由“我”一手创建，“我”是最终委托人。但这并非没有代价，需要“我”的领导成本（领导成本是交易成本的具体形式之一）。小规模还好，组织稍大一点，委托—代理的次数一多，委托—代理的层级一多，更需要“我”付出巨大的领导成本。

    更要命的是，宏观窝里斗中，大敌当前，“我”驾驭甚至控制起义组织，目的是替天行道，“我”自己理直气壮，跟着起义的广大群众也认为合情合理合法——不要小看，这一点能为“我”节约一大笔领导成本。可如今敌人没了，企图继续驾驭甚至控制起义组织，“我”就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领导成本。

    另一方面，敌人没了，曾经高度紧张的起义组织也自然而然地要松懈下来，毕竟战时状况就是战时状况。即便富丽豪酒店的威尔逊先生，也有一个八小时之外，如果一天到晚都那么绷着，恐怕早崩溃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组织也是如此，毕竟组织就是由一个个的人所组成。这一点也决定：“我”如果企图继续驾驭甚至控制组织，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领导成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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