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别人令“我”居心叵测（9）

    注目礼是关于“我”在群中是谁的问题，不管“我”是人的“我”，还是动物的“我”；不管群是人的群，还是动物的群，一个个的“我”要形成群，注目礼就不可或缺，因为注目礼就是“我”在群中观照“我”自己的镜子！

    “神仙”是如何炒作注目礼的

    按“制度经济学之父”凡勃伦的看法，对“歧视性对比”的追求出自人的本能，所谓“the instinct of anship”，有译为“作业的本能”，实际上，译为“社会本能”或“群的本能”更妥。既然属于本能，问世间，谁人无之？

    古希腊一位叫恩培多克勒的哲人，大白天提着灯笼到处走，“我在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这并非不要注目礼，区别只在于：恩培多克勒渴望更加崇高的注目礼，不屑一顾的只是一般的承认。这方面的典型可能要算耶稣，一直到十字架上临终，都以作为上帝的独生子为荣，全然不顾四围的寒气。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神是能够超越注目礼或者说社会引力的。可神真的存在吗？且看一代名臣曾国藩吧，或许没有系统地“立言”，但“立功”卓越，尤其“立德”功夫深厚，谆谆以“主静”教人，应该当得上希圣希贤。咸丰七年，曾国藩因为替湘军争权，被朝廷撤销兵部侍郎之职，并开缺回家，到第二次出山，时间共一年零三个月。应该说，这是一段大好的静修时光，一者乡下世外桃源地，一者无官一身轻。

    遗憾的是，这一段时光，曾圣贤觉都睡不好，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只是大权旁落，更因为别的人一个个步步高升。《湘军志》有载：“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瞧，社会引力把曾国藩抓得牢牢的！

    老实说吧，“我”可以受苦受难受冤，甚至慷慨受死，像汪精卫当年那样“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受不了没有注目礼的日子。别人注目礼一大堆，自己“猫猫无闻”，谁都受不了，谁都“猫”不住，曾国藩猫不住，任何人都猫不住——即便是“神仙”。

    严子陵算得上是位“神仙”，有句诗叫“观鱼胜过富春江”，说的就是“严神仙”。他生活在西汉与东汉的过渡期，少年时代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做上光武帝后，别的同学不想，独念严子陵，派人到处查访。严子陵深知刘秀不简单，天下已是他的，不再作分外想，就反披羊裘，在富春江钓鱼玩。老同学终于还是见了面，并且也如少年时代一样，宫里面同榻而眠。据称严子陵还故意装睡相不好，把脚搁到光武帝的肚子上。刘秀最后没有强迫他做官，让他自个儿优哉游哉去。

    后世一位上京考功名——实质就是考注目礼——的秀才，路过“严神仙”的钓台，有感而发，题了一首诗：“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真的把严子陵当神仙了。

    另一位上京考注目礼的秀才就不客气，也有感而发题诗一首：“一着羊裘不蔽身，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大意是说，严子陵反披羊裘不是真正在钓鱼，而是沽名钓誉，等光武帝来找他，从而一举成名。如果真想逃名避世，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不更好吗？

    “神仙”还为注目礼搞自我炒作，何况“我”乎！如果再有人与“我”背道而驰，搞行为艺术，退出社会，“我”现在就可以通报其去向：不是退到终南山，就是退到富春江，再不就是退到老家，正“自比管仲、乐毅”呢！

    “皇帝是历史的最大奴隶”

    历史上，真有一种人最有资本摆脱社会引力，这就是皇帝。作为最高权力者，皇帝能不以任何一个人的注目礼为转移，随心所欲。但从历史看，皇帝在注目礼上也不潇洒，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有歌唱得好：“千百年后谁又会记得谁！”皇帝不得不在乎历史的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多被誉为一代明君，但史料显示，李世民十分担心历史对自己的评价，原因主要是武德九年，他在长安宫城北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挟持高祖李渊，史称“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后来一直想看《高祖实录》中对自己杀兄挟父的记载，这原本违规，但在他再三的坚持下，史官让他瞧了原文，有些闪烁其词，似乎欲盖弥彰。据称李世民当时还故作轻松地表示，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并自比周公，大义灭亲。

    有分析说，正是对历史的恐惧，唐太宗才力行仁政，意在将功补过。这可能有些牵强，但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句话确实说得不错：“皇帝是历史的最大奴隶。”据称孟德斯鸠也说过：荣誉如同君王，统治着人民，也统治着皇帝。慈善事业的开创人安德鲁?卡耐基也说过一句意思类似的话：“一个人可以写在史页上的最高头衔就是他自己的名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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