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为什么老想着“我”（6）

    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帮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得已根本无须亲自行窃，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只是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我”是通过所有人的同一而定义的，寓言中外邦来的诚实人与该国所有的人不同一，在该国是个地道的“非我”——在别的国家倒不一定，比如在诚实之国就是个常“我”。正因为“非我”，不偷不盗，导致该国原有秩序崩溃，以致最后形成贫富悬殊乃至于暴力满天飞的局面。寓言揭示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我”并不可恨，更不可怕，可怕的是“非我”，没有“我”。

    自由需要证明

    怎么说，人性自利都是碗剩饭，而且馊得很。不要说从约翰?洛克（他被认为首倡自利构成社会基础）开始,即便从亚当?斯密（他被舆论认作首论自利带来社会福利）算起，整个西方思想界对人性自利细琢细磨，如切如磋，也几百年久矣！可“我”究竟为什么不可怕呢？

    经济学之父尽管非常赞赏“我”，但也没作出真正的论证，而只是提出一种假想——“看不见的手”。在最著名的《国富论》中，斯密表示：一个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

    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尽管旗帜鲜明反对所谓计划和干预，但斯密并没有细说，看不见的手算是假设成分。斯密以后，虽然自由主义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但一代接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对看不见的手作出过正面或直接的论证，不能不说是西方的遗憾！

    但西方经济学也不是毫无作为，如果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证明问题，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可能要立马做沉思状，搜肠刮肚，最后会拿出所谓“一般均衡模型”——简单地说，就是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会在充分反应后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一般均衡模型是西方经济学极其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且的确带有自由的意味，但作为自由主义的证明，大可阙疑。道理很简单，一般均衡模型并没有真正展现一个人在市场上的运动过程，充其量是对市场机制的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明，更远谈不上作为自由能够主义的证明，即：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干预，在人人心中所有的“我”的指引下，社会能够和谐运转，就像大自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干预一样。

    不仅经济学如此，西方政治学也不求甚解。虽然大讲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提出“个人主义本质上是关于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主义”，并认为“个人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也是最高的社会构成单位”——这一点甚至直接反映在“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一词上，从词源上讲，individualism来自拉丁文的“individuum”，意思就是个人不可再分割。可个人与个人会怎样互动呢？个人在社会上又如何运动呢？尽管西方思维热衷于清晰与证明，可一代接一代的西方智者一直也没能说出道理来，不能不说是西方的耻辱！

    于是乎，在整个西方思想中，自由或自由主义不幸而成为一句漂亮而响亮的口号，没有证明被粉饰为无须证明，所谓“天赋人权”。的确存在天赋人权，但并非自由或自由主义，而就是“我”——人性自利。

    可人性自利并不等于自由，更不等于自由主义。人性自利是一个事实，自由是一个对人性的判断，自由主义更是一个对人性和社会的神圣判断。从事实到判断，从人性自利到自由或自由主义，怎么能不加以证明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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