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低调做人，精明做事（4）

    待价而沽，争取主动

    曾国藩通过湘军的创立为自己造了一个“大局”。湘军的名分、旗帜都有了，但这仅是表面的精神安慰，他还要保证“局中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为此，他脱下谦逊的外衣，伸手向清廷要官、要权、要职位，当然他的“要”是很讲究策略的，这就是他独特的“取予”之道。

    清政府猜忌曾国藩由来已久，曾国藩愈是对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水陆师的战功与兵力的强大铺张扬厉，清政府就越加猜忌曾国藩，越加害怕兵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部队落入曾国藩的手中。在清政府看来，李、杨部湘军水陆师由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与受官文节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掌握，当然比曾国藩掌握要保险得多。因此，当1857年，曾国藩声望日炽的时候，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有所请求的奏折、奏片后，却置若罔闻，不问不理。曾国藩被装进了闷葫芦。

    对于清廷的这种装聋作哑的做法，曾国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个《目疾请假折》。他说：“微臣现患目疾，恳恩赏假一月。”所谓“臣现患目疾”，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其实，他在请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拨还给他，由他指挥湘军进攻九江。一个月早已过去了，清政府对他的请求依然搁置不理。曾国藩满心委屈，一肚皮怨气。

    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湖南湘乡原籍。他得知父亲的死讯后，半是哀伤，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对他不公、不平的待遇，无以自解。于是他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从瑞州回籍奔丧，对江西军务来一个撒手不管。

    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也不深究，赏假三月，在家治丧。他本想利用父丧在籍守制的机会，向清政府要挟给予湘军与绿营兵同等的地位与待遇，给予他总督、巡抚的官位。谁知清政府批准了开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制，实出他意料之外。所以，他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激起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他被消除兵权后，在家中又气又恼，愤愤不平。他在家守制愤懑不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曾国藩脱离部队后，他时刻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地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1858年4月，翼王石达开督率所部十余万打进浙江，猛攻衢州，苏、浙震动。清政府原拟命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领兵入浙，胡林翼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实际上他在搞釜底抽薪之计，迫使清政府起用曾国藩领兵入浙。清政府又命和春领兵赴援，和春害怕与石达开作战，借口生病，拒不赴命。遇到这种大事，湘系内部是声气相通的。像石达开入浙，与湖南并无利害关系，然而湖南巡抚骆秉章上奏请求朝廷起复曾国藩统兵赴援。清政府迫不得已，于1858年7月，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并命萧启江和王鑫遗部张运兰等部归曾国藩指挥。曾国藩在湘乡原籍接到清政府的命令，不禁感激涕零。

    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准备大干一场，他行色匆匆，投入局中，从湘乡启程，到达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抚署机要幕客左宗棠等会商援浙军事。决定调用在江西的萧启江、张运兰、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调吴翔冈部一千二百余名湘军，拟与李续宾会晤后，从李部调拨步队一千、马队百名，以上各部总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总兵力已超过万名。之后从长沙抵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等事宜，协调与湖北湘、楚军的作战部署。以后，曾国藩从武昌顺流而下，至巴河，先后会晤了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刘蓉、唐训方等旧部，商谈援浙军事。他提醒李续宾打仗必须与水师相辅而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尽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无意，二者的关系又处理得惟妙惟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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