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低调做人，精明做事（5）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或有意或无意产生这样的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柔中显刚，静中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思想使其游刃于天地之间。

    把握尺度，诚恕待人

    曾国藩认为：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经常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种：①逆来顺受；②以死效忠；③无奈的时候，“缓”和“拖”；④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曾国藩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面对领导，凡事须保持低调，讲究以柔克刚。曾国藩的做法告诉我们：凡事讲求中庸，委婉圆柔，才能融入人群，走进社会。

    曾国藩讲究“待人以诚以恕”。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而那些怨天尤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刚好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不惑之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1854）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他：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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