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骄戒躁，进退有方（9）

    吴文镕的死又是对曾国藩的一大打击。湘军还未正式出征，他和刘蓉等人当初所设想的湘军事业中可以依靠的三个人，两人已先他而死，现在就剩下他自己一人了。看来，湘军今后只能是靠他了。他强烈地感觉到，在江、吴两人死后，人们很自然地已将目光更集中于他和他所统率的湘军身上。的确，此时在湖南以外的战场上，由湖南人带出去的大支的湘勇部队，已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曾国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集点。

    果然，当咸丰皇帝得知吴文镕战死，武昌再次危急之时，立刻便想起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1854年2月25日，咸丰皇帝从北京发出上谕，命曾国藩率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国藩的嘴，谕旨中称：“现在已逾正月下旬，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也已陆续解到。”

    同一天，在湖南的衡阳，连日阴雨之后终于见到了太阳。这也正是曾国藩所确定的湘军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的日子。

    曾国藩并没有在衡阳举行出征仪式，他此时根本没有这份心情。但是，他让部下将几天前刚刚印刷好的《讨粤匪檄》张贴到衡阳的几处显眼的地方，又让人送给附近的地方官和绅士。

    曾国藩率领湘军离开衡阳，顺湘江北上。在船上，他给咸丰皇帝发去一封奏折，正式报告了湘军东征启程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并表示他的决心：

    “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以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战之先，而士卒已丧沮不前了。所以，臣与湖南巡抚来往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众人之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

    进退隐显，有章可循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可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嫌之君，那脑袋不搬家就是最好的了。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前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更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处死李秀成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浙江巡抚任。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曾国藩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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