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骄戒躁，进退有方（10）

    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致沅弟》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急流勇退，时哲保身

    人生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同时也要把握时机知进退，明晓时务，急流勇退。他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即“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但却往往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曾国藩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天京围城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他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却嫉贤妒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他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用已筹妥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绝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做得不太显露痕迹而已。

    从古至今，与人同事，患难时，别人能任用贤能，以图恢复与发展功业；而安乐时，则会担心身边人谋夺其位。所以，只要你无志于夺其权位的话，在你功名成就之时就急流勇退，实为上上之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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