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好制度是企业成长的基石（2）

    王文京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跟我们自己学财经有关系。因为你挂靠国营，最后你是一个国营的当时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是民办集体呢，这个财产是属于集体所有，只有个体工商户在法律上，它的产权关系是最明确的，是谁的，多少，因为一个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整个企业制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选这样一个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王文京和他的用友成为“异类”真是一个勇气造就的奇迹。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多企业的陨落与衰亡。一系列企业经营的失败案例提醒着我们：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完善的企业产权制度的路径，还会有更多的悲剧上演。

    用友产权制度的“独特”选择，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民营企业。

    二、清晰的产权制度让用友避过“劫难”

    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规律。这就意味着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有必要推动制度的变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以获得更高的效率。

    虽然制度具有内在的自然演进与变迁的动因，但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在人为设计下进行。因为人为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变迁更能及时地避免既有制度的效率损失，也可以获得新制度的更高的效率，从而实现社会各项资源在较高水平上的优化配置。

    产权制度作为一项企业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未来的命运轨迹。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的一书中要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的产权制度是如何对企业发展产生了各种令人扼腕叹息的致命性影响。无论是健力宝的遭遇到生死坎坷，还是柳传志为联想日后发展所精心设计的制度路径，都说明了企业的产权制度对企业的发展而言有着太过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在企业产权制度上的一招不慎，就可能使企业满盘皆输，一蹶不振。

    也正是因为用友一开始就选择了产权结构清晰的个人所有制，使得其后的发展即使遇到大的障碍，还是能够规避由产权结构不清晰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陷阱。

    其中，前文讲述到的用友创始人王文京和苏启强的分手之所以能够以平和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用友有着明确的产权结构。在利益分配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分手相对来说也会变得容易很多。

    在前文中，已经详尽的王苏两人分手的前因后果，过程就不再赘述。在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产权制度的角度，来论述用友所选择的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对用友自身发展的重大意义。

    从一开始的用友软件服务社就是个体工商户，属于无限责任公司。到1990年注册成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每人的股份比例都写在企业章程里，在工商注册里极其明确。

    王文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用友创办之初就有投资协议，明确规定了谁的股份是多少以及准确的比例，而且工商注册也很明确。1988年创业，我们可以挂靠国营企业，可以搞民办集体，但我们选择了最低的一种企业形式——个体工商户，并不是个体工商户的形式有多好，关键是这种形式产权是明晰的。做企业，一定要按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来做，否则大了以后一定会出问题。”

    业界一直认为，能在一开始就把产权关系搞得这样明确，首先得益于他们都是学财经的，对这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二是1988年创办公司的时候，国家已经颁布《私营企业条例》，放开企业注册的类型限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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