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9 中国资本的杀机（3）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市场体制和法制不完善。一个真正公正、自由的市场环境尚未建立起来。

    具体而言，在市场公正方面，国有企业垄断了诸如电信、航空、金融等重要领域，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难以有所作为。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的背景，很容易以政府的命令将民营企业赶出市场。2009年，山西省对全省的煤矿资源进行整合，一些民营资本背景的中小煤矿都被要求整合到国有大型矿业集团中去，当地政府为这些中小煤矿指定了收购人以及收购价格。但是不少民营资本的煤矿觉得政府收购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然而在政府的红头文件面前，这些民营煤老板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当时经营这些中小煤矿的不少是浙江温州人，这些自认为受了委屈的温州人最后只能跑回老家，找浙江省政府诉苦，并要求省政府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 。 这个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不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而是市场公平性的问题。在市场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找政府并寻求通过权力解决问题。政府的权力依旧凌驾在市场之上，缺乏法制基础的市场就很能难做到公正。

    在市场自由方面，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依旧十分强大。这就造成了市场因素在地区和部门之间流转的成本非常之高。比如在交通领域，中国的高速公路上遍着收费站，全球有14万公里收费高速公路，其中中国就有10万公里，这大大增加了产品流通的成本 。

    举个例子来说，从中原的河南郑州到上海，行程约960公里，一路开车下来，油费约1000人民币元，高速公路收费约450元人民币。平摊下来，每公里成本1.5元人民币。同样，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到东海岸的纽约市，行程大约是1000公里，一路上几乎没有收费站 ，油费总额在100美元左右，平摊下来每公里的成本大约为0.67元人民币 。很明显，中国国内市场的交通成本远远高于美国。一车商品从郑州运到上海之后成本就要高出很多。2010年，河南禹州一个搞运输的农民为了逃避高速公路收费，弄了个假冒的军车车牌，在8个月的时间内成功逃费368万元，足见中国高速公路收费之高 。而这些钱不少就流入了部门的腰包，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炮轰交通系统“一些公路收费部门普通收费员月薪达8000元，更有甚者超过万元。” 同样，2010年，中国的菜价出现大幅的上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调查发现山东产的蔬菜运到北京，最后到了北京人的家中，其价格比产地山东的价格往往要高出好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其中交通运输费用和菜市场的摊位费占据了大头。利润的大部分是进入了交通部门和市场管理部门的口袋，并非留给了市场。

    而最为关键的劳动力在中国也因为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而无法完全自由流通。很多外地劳动力虽然可以通过居住证获得工作所在地的合法居住权以及一定的权益，但是附属在户籍之上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依然无法全国统筹。这些问题都会增加人们的顾虑和各种麻烦，很多在外工作而又没有户口的人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到老家。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的同时都不会放弃通过非市场的途径获取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山西整顿小煤矿的时候，就出现小煤矿主贿赂主管部门官员，希望能够给自己网开一面；使用假冒套牌的禹州农民也自曝曾贿赂高速公路收费部门的官员。这些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都是市场体制不完善而引起的。而能够当上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显然更能够争取到资源，这也是这些席位在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中竞争异常激烈的原因。

    而要改变这一切，就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去除那些对中国形成一个自由、公正的全国性统一市场的阻碍因素，让非市场的权力因素退出市场。

    2.   出去见世面

    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国还启动了开放战略。1978年，在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决定实施对外开放。1980年1月，中国第一家合资公司——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港资的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重新向世界开启尘封多时的投资大门。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那些曾经在旧中国有过辉煌然后又悄然离去的国外公司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重新又来到中国：1980年，日本东芝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81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成立第一家灌装厂；1982年，西门子北京代表处成立，并开始参与中国电力、交通等多个建设项目……

    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感到亢奋，因为10多亿人口的中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市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1984年访华的时候曾评价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之下，不少国家摈弃了意识形态之争，转而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靠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都进入了蜜月期。

    但是西方国家的企业很快发现，中国市场虽然庞大，但是要进入中国市场并且赚到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外资对中国市场还是心存警惕。这里面有多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层改革开放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论，尤其是当大量外资企业和国外产品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的消费形态、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心理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当时中国保守政治力量的眼中，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在这些非议面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无疑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中国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必须考虑到本国企业和经济是否能够承受住外资进入的巨大冲击，因此长期来，中国的开放都是稳步推进。在至关重要的粮食、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中国开放的步骤一直不大。所以对于西方企业而言，中国虽然摆出了对外开放的姿态，但是外资并不能够赚到大钱。比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之一——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早在1979年就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会计行业的各种管制，外资背景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无法在中国展开独立业务。直至1993年，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才被允许与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普华这才获得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通行证。而这一等，是足足的14年。这些都是西方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对于国外的资本集团而言，这一切必须要作出改变。于是，围绕中国市场话语权的争夺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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