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国酒配国刊（2）

    作为“国酒”的茅台和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其地位都用不着任何人宣传。但是其内在的韵味，却不是随便哪个人能够侃侃道出的。茅台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姚辉，跟我已经是第四次相见了。第一次是2006年11月，文化部酒文化协会聘我为顾问，赴山西杏花村考察汾酒文化基地，我和姚辉先后致了贺词。我发现姚辉不但善饮、善言，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从他身上，我解开了一个困惑——本来汾酒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酒，一百年前的名气比茅台要大。金庸小说中唯一写到品牌的酒便是汾酒，可为什么茅台却后来居上，成为“国酒”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周恩来喜欢茅台，主动担当了茅台的“形象代言人”吗？我题诗曰：“在北大枉称醉侠，到汾酒偶得杏花。”汾酒已经使我感受到中华酒文化的博大，那么国酒茅台的魅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

    第二次见姚辉，是2007年初秋。我跟一队教育界的朋友亲赴茅台取经。弥漫在整个茅台镇空气中的酱香，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但我更隐隐嗅出了一种“诗的气息”。茅台人做酒，就像作诗一样，有韵律、有情趣、有品位、有境界。我在酒库喝到了昂贵的五十年陈酿茅台，那味道可以说已经超出了生理的感受，完全达到了一种“审美境界”。而国人评价茅台酒所用的词汇，跟我们文学界评价优秀作品所用的词汇是一样的。文学评论往往难免用词不当，而品酒却是要拿出真功夫，倘把“甘甜”说成“辛辣”，把“绵长”说成“浓烈”，就当场露怯了。

    第三次见姚辉，是2008年1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颁奖仪式。我作为评委，又一次跟姚辉谈到了茅台酒的“文学气息”。那一次，赵剑平的《巴拿巴诱惑》获得了特别奖。

    第四次见姚辉，就是此番2010年的采风之旅。再次品尝五十年的珍品茅台，我戏言道，这简直就是一种“老和尚再会老情人”的妙不可言的滋味。而《人民文学》的李敬泽、邱华栋，还有贵州作家赵剑平的脸上，也挂着一种半暧不昧的神态，一望可知，他们也不是第一次“饮此盗泉”了。而罗伟章、范稳、王跃文、张清华几位文坛名手，则欣然悦然，脸上一副“小和尚初试情”的灿烂。姚辉将他的诗集《苍茫的诺言》送给我们，我对姚辉说：“茅台有很多宝贵的精神，我最欣赏的一条是：不卖新酒。这种精神，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好好体会和学习的。”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如果要发表几首自己的诗作，恐怕不难，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孔子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述而不作”，他把前人流传下来的海量诗歌，按照“思无邪”的标准筛选为《诗三百》。他把乱七八糟的史书记载，整理为让“乱臣贼子惧”的煌煌《春秋》。孔子的工作，不就是一种伟大的“文化勾兑”么？不就是一种“不卖新酒”的大家风范么？什么叫“大国气度”？就是馥郁、沉稳、守正、和谐。像子贡所说的孔子那样，三言两语难以概括，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威而不猛，即之也温。国酒如此，国刊亦当如此也。

    新酒总是要造的，正如新的作品总是要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像孔子那样，像茅台人那样，耐心发酵，阴阳结合，反复勾兑，一丝不苟，醇厚而不霸道，到位而不越位。这样的智慧结晶，才配得上国酒、国刊的称誉。国酒，是不能靠金牌和广告来证明的；国刊，也不是靠国家和资历来支撑的。人民的口碑，人民的信任，才能铸就恒远的辉煌。姚辉有一首《酒》，结尾写道：“呐喊的世纪，有过多少沉醉的理由啊/当我带领季节走向远方/我颤抖的凝望，布满了生命如花的回忆。”

    我们在镇上的散酒店里，买了些没有商标的“白瓶”茅台。赵剑平是品酒的老行家，他说这酒比市场上一般的茅台要好很多，因为原料、环境、工艺甚至技师都是一样的。我们问那老板：“你这酒跟厂里的茅台比，怎么样啊？”老板严严肃肃地说：“那当然比不了厂里的。厂里的茅台，那是真正的国酒。”此话令我们肃然起敬。一般的商贩，都要贬低名牌，抬高自己。而此地的老板，自觉维护国酒的荣誉，在诚实中显示出了一种可贵的“主人翁”姿态。

    我常年游走在文化界，见惯了文人相轻、学者对骂。更有狂者，不但目中没有同辈，连古人古书也无一能入法眼。不要说劝他饮酒时读读《红楼梦》、《青楼梦》，就连《汉书》、《离骚》也敢骂得一钱不值，至于夜读《春秋》的浩然正气，就更遥不可及了。酒池肉林的场景重现在今天，然而我们连酒令都不会行了，“哥俩好”和“五魁首”就代表了我们的酒席文化。更有暴殄天物者，“国酒配国骂”，闻之令人哭笑不得。人民何日能够进入文学时代、风雅时代，这是“国酒配国刊”任重而道远的一个愿景吧。

    徜徉在古朴典雅的茅台博物馆里，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社会上能够增加这样一则美谈：畅饮茅台，喜读《人民文学》，不愧为当今名士也。

    原载《人民文学》2011年第1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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