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北京人吃文断字（2）

    北京人说话，注重的是整个句子的音乐性，注重的是音节的起伏、平仄、变化，为此就要调整句中字词的具体发音，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音节。这本来是文化中心地区的高级语言现象，说话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递信息”，进入了“艺术表现”。所以用北京话写的小说，语言精彩，适合朗诵，传播范围最广，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万事万物都过犹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约定俗成，不会误解彼此的语意，一旦与外地人口头交流，则容易造成信息传递障碍。除了抓间谍抓逃犯这种场合，只会增加与外地同胞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意见很大。这是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问题之一，而我发现，多年来没有一位北京市领导注意过这个问题，大概他们从来不乘坐公交车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地人和外国朋友问路，热情的北京市民指点得很详细，可人家经常听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外地人表达得更清楚。

    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那叫一个自卑啊，学了二十年普通话，看了三十年的央视，还是没文化呀。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了。

    很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语音问题，写了若干论文，画了若干曲线，统计了若干数字，但因为专业划分太狭窄，不能打通语音和语意，不能从文化上加以阐释，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北大林焘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论文。

    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这样说的本来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很多缺乏语言学知识的文化名人也这样说，企图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颇有扩大化的趋向。

    有的语言学家说，北京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是为了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太阳，这恐怕是望文生义的鲁莽推理。其实北京人说的是“老阳儿”，表示亲切随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区的老人还这么叫。但由于贪图发音省事，逐渐把韵腹a给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爷儿”的音。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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