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人民文艺”的可能性（1）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8周年发言

    孔庆东（以下简称“孔”）：今天正好是5月23号，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做总结的那天。那个座谈会开了三个礼拜，不到一个月。5月2号做的开场白，5月23号做了这个总结。我刚才打车来的路上，拿着这个“讲话”在那读，司机一看很奇怪：多少年没见有人拿毛选了。我上次来讲也拿了这本，我拿着这个讲话，一边温习找找感觉。

    对于这次“讲话”的内容，我们中文系的都比较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讲话”的基本内容，但是说实在的那时候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觉得他讲得特别简单明了。大道至简，我们没有去想这个大道，总往简的方面去想，觉得这个很朴实的道理没什么可琢磨的。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轻易地把它给抛弃了。

    八十年代我们一上大学，就去学高深的文艺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一进大学就读克罗齐，从《拉奥孔》开始一路读下来。我现在觉得很多人是歧路亡羊，在小道上奔跑，奔跑奔跑就忘了这个大道。到了九十年代，万流归海，发现老毛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说一千道一万，他又总结回来。由于他是面对那些人，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讲啊，他们不可能采取那种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他这个“讲话”本身就是简洁明了的，我们不能说这个“讲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很多细节，他讲得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大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当下针对性的。我也不断地反思这个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立场问题，就是重提我们今天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讲的是文艺，我想可以扩大到文化工作。我们做的整个文化工作，包括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强调四种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忘记知识分子，没有忘记市民。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今天这个环境有什么变化？今天我们的文化工作，总体上不是为工农兵的，已经明显发生了偏差，所以我在工作实践中努力地调试、调整，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底层的劳动者。

    我也的确有一部分的工农兵读者。最近有一个北大保安，叫做张进京，他天天看我的博客。他现在开始读书，读正经书。解放军的基层官兵，我也接触过一些，他们读我的一些书。但是我反思，总体上仍然未能改变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我还是过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基本倾向和情趣还是这样的，但是我愿意向讲话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地靠拢。

    在这个讲话里边，也说过了，他自己也有个转变过程，别人的衣服，如果是知识分子的，他可以穿；如果是劳动人民的，他觉得别扭，他不能穿。人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也有一个过程，努力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我倒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过。我从小就觉得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没什么劲，从小就和坏孩子打交道。我现在也喜欢在小饭馆里吃饭，跟一些民工说话等等。但是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立场仍然是一个士大夫的立场，仍然是带着我的趣味，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困惑。我就想，我们以前大量知识分子被改造后，为什么产生了怨恨、抗拒，然后到今天反攻倒算。我昨天看了范曾的回忆录，他说他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他看成是一个迫害。但是范曾对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还喜欢的诗词，然而对那段生活，大部分的那些人都有一种抗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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