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实主义电影道路的迷失（23）

    第四，“人民性”呼唤着中国当代导演关注表现人民的痛苦与愿望。与电影相比，“人民性”美学原则在文学中更能得到充分的展现，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新现实主义”冲击波，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隆振彪的《卖厂》等等表现底层民众的的艰难生存状态，达到了历史上现实主义的灵魂深处，“人民性”美学原则在文学中得到了回归。中国目前面临着各种形形色色问题，导演不应该一味沉陷于个人主义的趣味风格之中，见死不救，见难不理，缺乏应有的艺术道义感与人民性。时代的，穷富的分化，环境的破坏，道德精神的滑坡，钱权的过度崇拜。物质的过度消费等种种令人忧虑的社会病症，都需要我们的导演去发现，去记录，去揭露，去斗争。电影不单是小资的个人玩赏喜乐，你生活在这个时代，选择了大陆中国，你就理应担当起一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理应想民众所想，为民众所急。我们期待着第五代著名导演张艺谋在奥运会后能够回归现实主义电影传统，站在“人民性”的一边，拍摄出更多经济、实用、感人、清新的真正的“中国人民”的经典电影来；期望第六代具有个性的导演们在追求独特个性的同时，将“人民性”与电影风格结合起来，犹如王全安《热娜的婚事》，达到艺术表现与人民性的精神内涵相统一并获得国内外市场的双赢；更期望“８０后”的后生导演们不要一开始就“关起门来造车”，将自己对电影精神的追求真正融入生活之中，融进人民之中。

    总之，我国现实主义电影道路发展非常曲折，从电影发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电影开始表现人民的痛苦灾难，表现人生经验和曲折，表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绪，但是，解放后，我国文艺上的政策失误和左倾路线，使得电影发展遭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电影现实主义道路被发展成极端虚伪变态的“颂扬现实主义”，而远离了艺术本身，中国电影走进了一条政治钳制的死胡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文艺的春天回归，电影艺术也得到了回归，现实主义的道路得到了深化，第三代、第四代导演拍摄了大量的关于“文革”创伤题材的电影，并反思文革，电影呼吁将“人”还原到大写的人，要求人的尊严和独立，爱情的自由与解放，人民的幸福与富裕，虽然还有很浓郁的政治元素，但对“人”本身幸福的关注成了新时期电影的一个焦点，新时期电影的现实主义的回归，标志着“五四”以来的精神启蒙的断裂得到了修复与再生，是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又一次新的文化启蒙。

    注释：

    ［１］燕农《深圳商报》，2007年6月14日。

    ［２］《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３］别林斯基《论〈叶甫盖尼?奥涅金〉》《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1期第181页。［４］《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６］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9页。

    ［７］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第二十一篇，年轻一代的“身体政治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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