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实主义电影道路的迷失（21）

    二、“人民性”原则的电影审美期待

    什么是人民性？即将竣工的花费数亿元的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接受《深圳商报》采访时说：“国家大剧院要在尽可能多的表演艺术门类中，用尽可能好的节目，为尽可能广的人群，提供尽可能优的服务，体现人民性。”“高雅艺术与大众需求有着强烈的互接需要。让艺术从小众走向大众，才是艺术的生命所在，否则只能成为‘艺术的终结’。以此来看国家大剧院，人民性显得尤其至关重要。如果端起高雅殿堂的架子，变成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让大众远离了艺术，那么其门庭若市的可能也就岌岌可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①王争鸣书记的言语讲得十分准确、深刻、生动，高度概括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简单地说，“人民性”就是我们领导经常挂在唇边的一句口头禅“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电影艺术是表演的艺术，更是人民的艺术。苏珊.朗格说：“真正的艺术情感是人类的情感，它无法不与丰富多彩的生活相关联。”②对于电影审美与人民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则去把握。

    首先，“人民性”与导演主体性追求并不矛盾。每个艺术家都尽可能追求主体性创造，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与镜头运用上都打上导演独特的艺术追求烙印。但是，导演的主体性追求与审美个性如果绝对化，片面化，孤立化，那就是一种极端的个性化追求，将鲜花当作毒草，将牛屎当作蛋糕，将媚外当作开放，将庸俗当作崇高。海德格尔认为,应把人的主体性确立在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及现代与传统的内在和谐的基本范畴内才是合理的。因此，导演的视角应该关注的是自我与社会、自然与他人的和谐关系的建构之中，而作为社会中心活动的主体“人民”需要导演自觉的予以关注。关心人民，就是关心社会，也是关心自己。将自己的艺术创作与人民故意对立起来，拍摄出的作品也是玩家的雕虫小技。真正伟大的导演历来都是注重对人民的关注。从中国第一代导演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第二代导演蔡楚生、孙瑜、吴永刚、费穆；第三代导演谢晋、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第四代导演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王好为、王君正、张子恩、宋崇、丛连文等无数先辈杰出的电影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电影精神和作品与人民紧紧相连接，心心相印的鱼水般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电影仍然有每个人独特的个性风格与自我的主体性审美追求。谢晋的风格绝对不同于谢铁骊，谢铁骊绝对不同于谢飞，谢飞绝对不同于谢添，谢添绝对不同于谢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电影旋律：倾听人民的心声！因此，优秀的导演在追求个性风格的同时，绝不会忘记人民对电影的需要。

    其次，“人民性”应当成为“人民导演”的一种道德理想。一个真正的导演，对于当代人民的生活应该“介入”，在喧嚣动荡的时代气息里依然坚持人民性的电影创作。张艺谋、冯小刚、吴子牛、黄建新、冯小宁等第五代电影对“人民性”都有主动追求，其作品包含着对人民真诚的理解与深厚的关切。冯小刚讽刺诙谐，张艺谋本朴诚稳，吴子牛博大深沉，冯小宁热烈激荡，虽然不同的电影风格，但电影里表现的对土地的那份眷恋，对正义的那份追求，对战争的那份反思，对人民的那份同情，对世俗的那份讽刺，无不显示每个导演的的电影道德理想与人道主义精神追求，人民性成了他们电影的自觉审美精神维度。遗憾的是，张艺谋完全可以拍摄出更多的《一个也不能少》与《秋菊打官司》，但喧嚣的市场让他内心无法平静，对“好来坞”及西方过分的好感让他越来越偏离人民，越赖越追求虚假的形式豪华与电影阵容的强大，《英雄》与《十面埋伏》是张艺谋电影里最差的两部作品，除了镜头的精心刻意的表现外，其内在的精神散发不出他前期电影的泥土的芬芳，人性的醇厚、鲜活的灵感与人民性的道德精神力量。陈凯歌本来是一个具有平民思想的“贵族”导演，《孩子王》、《和你在一起》、《霸王别姬》让人感受到他一颗对弱者同情的敏感而多情的贵族之心，但是，他的一些故作高深的历史“虚无主义”电影，过度的“自我贵族”身份的认同，让他越来越远离大众，在《荆轲刺秦王》嬴政与嫪毐中获得他了真正的“无极”与无聊。毫不客气地讲，陈凯歌拍摄历史虚构与“散点透视”，充满了逻辑序乱的影片，拍摄一部将失败一部，他不是北野武，更不是黑泽明，如果他真正地坚持他过去“贵族心态，平民立场”原则，未来还可能拍摄出几部能让人们接受的影片来。第六代导演整体风格都是个性化的电影，相对来说，张元、王小帅在追求个性风格的时候，由于坚持没有把人民冷在一边，并且不是高高在上，把人民当作“肮脏的傻子”用长镜头讽刺，所以他们的电影在个性中依然保持着清新的风格，是第六代导演中最优秀的两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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