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争不误国：北静王的朋党（2）

    他们甚至，就政敌做出来的有利于国家的丰功伟业，都可以置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唐穆宗时，牛党首领牛僧孺做宰相，把李党首领李德裕排挤出朝廷。唐文宗时，李德裕仍在外任西川节度使，接受维州吐蕃副使斯坦谋归唐，身为宰相的牛僧孺却因是政敌李德裕的政绩，竟强令李德裕将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这场动摇唐朝后期统治的党争之祸先后长达40年之久。

    后世大明王朝覆灭，朋党之争功不可没，“盈廷如聚讼”是当时之风气，主要是东林党人与阉党党羽的口舌之争。就快要做亡国奴了，他们还在无休止地争论，无休止地相互迫害。东林党人因政敌阉党的名声太坏同时又处在弱势而深得后世的赞扬与同情。同时代有识之士，并不一定支持东林党人。

    因为，东林党人也做了一些令人不齿的事，比如崇祯14年，东林党人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此人在崇祯3年为首辅时，因庸懦贪鄙被阉党党羽温体仁排挤罢相。正是这样的一个奸臣在崇祯16年，清军入关时，亲自督师，却不与清军交战，还谎报军功。身为首辅，如此误国！真是大明王朝的不幸。也是东林党人的功劳。

    缺少大是大非，没有大局观念的“朋党”，其误国由此可见一斑。北静王水溶，置国家法度于不顾，庇护贾赦这样的官场败类，其行为是恶劣的，他的贤王之美誉更是值得怀疑。这是典型的是非不分，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说小点，水溶的行稳官场败类贾赦的危害性更大，因他庇护的又何止贾赦一个？说大点，由于水溶的庇护，其“朋党”贪腐成风。他是在变相危害国家的稳定。

    北静王水溶之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模糊，就是“朋党”观念在作怪。其实“朋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好的朋党对国家对社会是很有益处的。北宋欧阳修就曾写过一篇《朋党论》，他写道：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意思是：自古就有“朋党”一说，分“道”与“利”两种，君子与君子结盟成的朋党，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政治上意识形态相同，以国家苍生为已任，谓之同“道”；而小人与小人媾合成朋党，则以共同的利益为前提，谓之同“利”。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

    由此，便想起来了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的“新旧”党争。改革派王安石为相时，为了改变国家积弱，国库空虚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变革运动，侵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又因为在推行变革的过程中，一些细节没有考虑好，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欧阳修、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们强烈反对。

    于是，一场新旧党争拉开序幕。这两派之间，似乎都是因“道”而结盟的君子“朋党”，只是不同“道”而已，可他们在政治的领域里，相互倾轧起来，同样令人寒心。好在，北宋王朝中叶的这场失败的变革没有加速它的灭亡。可谓君子之争不误国！

    比如抗日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外敌当前，他们暂时放下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进行的连年内战，共同抵御外敌。这种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它远远地超越了我们的先人。时隔半个多世纪，一场自然灾难汶川512地震震憾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华民族表现了空前的凝聚力！民族智慧有一个质的飞越。

    然而正如抗日战争时也有汉奸一样，在这个民族正受到空前的自然灾难时，竟也有来自中国的邪教；或所谓的学者高唱“天遣”之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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