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解放日（1）

    文_范晓波

    囚犯：范晓波。

    年龄：15.5岁。

    入狱原因：年轻和考大学。

    刑期：1985年9月1日—1988年7月9日下午5点30分左右（如果服刑期间表现不好，刑期将延长1—n年）。

    服刑地点：鄱阳中学。

    监号：教工宿舍267号牢房。

    我是在卖弄幽默吗？如果真是这样，在1985年秋天，这个幽默在我脸上制造的微笑也是黑色的。其实，我本色性格是酸（不是文学青年型的也至少是艺术青年型的）而不是幽默，冯小刚老师说过：幽默是一种劳动态度。在1985年，我尚缺乏如此优雅的劳动态度。前面那段宣判词可算是对于当时许多内心独白的一种戏剧化归纳。“267号牢房”这几个字则是用粉笔写在我住的房间门上的。从那个年头熬过来的狱友们都能意会，这个灵感是从课本上一个名叫伏契克的外国人那里来的。

    那间房是学校分给我爸中午休息用的。1986年前我们一家还住在鄱阳一中的宿舍里。我父亲上完课就回一中去，这个房间就成了我的书房和牢房。它位于年头很久的盒子间的西端，木地板，高天花板，时间的霉味从地板缝里往上蒸发，我总怀疑脚底踩着一个令人瞠目的未知王国（鼠国或蜈蚣国）。在那样的房子里，血液的流速明显减慢，我甚至能看见它的颜色由鲜红沉淀为暗红。

    高一刚入校时，我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是初中最后一年奋发图强攒下的利息。几个月之后，利息吃完了，我的成绩从前5名降到了前10名。我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按照当时的形势，能在班上保持前10名，考大学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只是录取学校好坏的差别。这个差别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我的目标是尽快熬到1988年7月9号，能考上中专也行。我如此没上进心的原因之一是：我不幸染上了文学这个1980年代的流行病。另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察觉到每天在课堂上学习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人生必需品，顶多只是高考的必需品。它们如此无用却剥夺了我的自由和快乐，它们是用来囚禁我的21条军规。

    我18岁以前的理想比地面还低，不奢望辉煌，只苛求正常。我认为能像个普通的成年人那样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一份工作（无论贵贱，能维持生存就行），可以随性地看电视和电影，不时去阳光和月光下散步，有了喜欢的姑娘就谈谈恋爱。每次上街或站在教学楼上远眺节日的街衢，我就会想起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的叹息——“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的语气有点伤感，我则是悲愤，那种每个细胞都上了镣铐的压抑和被压抑反弹得更强烈的对于正常生活的渴念。

    三年中，学校只在高一时组织过一次春游，步行去十里外的风雨山，进行一场爬山和拔河比赛就回来。情节极其单调，对我却是盛大的节日，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倒计时，最后一个星期天天听天气预报。春游的前一天，遇到瞎子热心去扶，看见仇人也微笑。晚上几乎失眠，不断跑到屋外观察星象，望见星星觉得它们比钻石还珍贵。春游回来的路上，我落在队伍的最后头，失恋般的沮丧和伤感游荡在血管里，企图用迟缓的步伐挽留瞬间消失的自由。

    另一次集体出行是学校发动我们去电厂运煤渣铺田径场。电厂在郊区的鄱阳大桥边，这是我们平时不大可能到达的深入社会的距离。男男女女在圩堤的斜坡上站成数排，把坡底的煤渣一簸箕一簸箕传递到堤面的卡车上。粘着女生汗液的簸箕传递到男生手里，待会又粘着男生的汗液传回女生手里，这是当时男女生最近的接触。我看到大家的脸都被某种隐秘的想象烧得红彤彤的，一个个都争当劳模。郊外的天空比学校的要蓝好多倍，植物们在凉风中舒展柔韧的腰肢，稻穗们你推我搡向天际奔涌，望得我的眼睛直发潮。晚上回来，舍不得清洗鞋底的黄泥巴，觉得它的颜色真美。那天的日记我写了三四页纸，这是重大新闻的报道篇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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