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进退两难的抉择(2)

    激进分子的忏悔——《路标》文集

    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大了，这与20世纪初连续爆发的三次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即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国知识分子热情参加了这三次革命，特别热情地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猾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常的轨道。据统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1907年有160 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 起。在政治理想的破灭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下列的归宿：一部分知识分子又习惯性地回到了沙皇政府的怀抱；列宁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开始为下一次革命寻找时机。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

    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这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那个命题——“谁之错”。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书中为自己为俄国的解脱寻找真理和出路。

    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认真地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1905年革命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科、伊兹高耶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司徒卢廷文学评论家格尔申宗、法学家基斯将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聚集在一起探讨，决定以学术探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1909年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这在当时被视为“石破天惊”的事件，因为1909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是俄国思想文化界最沉闷的时候，而《路标》文集犹如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层层巨浪。在文集中，7 位作者可以说彻底地把俄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遮羞布给撕下来了，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来警示世人。这个小册子有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不评判过去，尽管我们清楚它的历史不可回避。但是我们指出，到现代为止社会走过的道路，已陷入没有出口的绝境。我们的警告不是新的东西：

    它正是从恰达耶夫到索洛维约夫到托尔斯泰等我们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坚信着的东西。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话。因此，我们想现在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路标派”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警告，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麻木的神经，重新思考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完全令知识分子各阶层难以接受的、近乎于彻底否定俄国知识分子作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文集中，作者们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罪恶。他们首先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劣根性和最大缺点表现为无忍耐性，好大喜功，好走极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缺乏责任感。布尔加科夫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义狂欢的状态。”“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与俄国历史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却根本没有将宗教思想带进这种斗争。”在“路标派”看来，只图一时之快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是及时地体察已经迫近的政治危机，因为沙皇政府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了，及时向人民作解释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体内的破坏基因和野兽本能释放出来了。究竟是“谁之错”，答案是明确的，这个责任应由无法自禁和无法使人民感知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来承担。

    “路标派”也分析了俄国知识分子行为和言语失范的思想根源：一个来自于俄罗斯文化的土壤，另一个是不能正确对待外来的思想。强调知识分子继承了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中消极的和极端主义的东西，知识分子体内也有一种破坏的本能，因此在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人民高明到哪里去了。另外，他们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对待外来的东西。布氏认为只有人是上帝的奴仆，而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人的作用，把人当成神。《路标》文集认真思考知识分子的出路，在文集中反映出了他们热情地呼唤“新人”的思想。这也是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知识分子中的“新人”是他们共同期待的，这个“新人”应该是挣脱了一切名利思想，怀有强烈的宗教普世感情，真正将人民的愿望放在第一位，宽容地对待人民、对待国家、对待政府，同时要坚持自己既定的目标而不为任何政治压力和风潮所左右，及时地向人民和政府发出建议、劝告和警告的人。

    《路标》文集的出版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立即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立即吸引了知识界各个派别，包括艺术家和作家，包括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的广泛讨论。这其中包括活跃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大文豪托尔斯泰。托翁认为这个文集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消极和否定性的，在文集中没有创造性地回答俄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怎么办？”

    《路标》激烈批评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卒。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别尔嘉耶夫说：“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别尔嘉耶夫不了解中国文化，他不知道在中国的传统中也存在着“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题，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不是用知识分子的罪感来联系的。至于说到西欧，自文艺复兴以降，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形而上学思考。在那里，这个命题属于社会学、政治学范畴，而不属于精神、道德范畴。

    至少从普希金开始，知识分子应如何对待苦难人民就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头等课题，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洛勃夫时代，已形成传统。但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人民”这一符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路标》文集的问世(1909年)是这种思考的成果之一。

    《路标》的作者之一布尔加科夫认为，我们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实是知识阶层实现自身理想的外部符号：“革命是知识阶层的革命。它的精神领袖属于知识阶层；这类领袖具有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习性、趣味和社会风尚。当然，知识分子不会对此予以承认，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基本信念，他们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称之为革命唯一的发动者。无可争辩的是，除去所有的环境因素，（其中占据首位的是灾难性的战争），除去各社会阶层、群体现存的极为严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将他们卷入暴动的风潮。我们始终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先进战士、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识阶层革命所提供的。他们在精神上设定民众的本能目标，用自己的去感染民众。总之，他们是革命这一巨大躯体的神经和头脑。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知识阶层的精神产儿，因而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知识阶层的历史判决。”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现实革命中的人民越来越响亮的抱怨声“终于变成伟大俄罗斯革命中农民及全民暴动的绝望哀号和怒吼”，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时隔83年后的1991年，当苏联的社会发展再次走到关键时刻时，人们又想起了《路标》，莫斯科“真理”出版社将《路标》出版。编辑者在前言中写道：“1909年3 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书店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很薄的文集《路标》，任何人都未能预见，这本书的命运的变化竟是那么的不平凡……”

    1998年，当俄罗斯的巨轮再遇险风浪阻的时刻，在《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之际，在当年的12月，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了全俄性的大型学术会议，并出版了题为《20世纪历史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无法结束的争论——纪念《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的论文集，共收集论文150 余篇。会议的组织者、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马斯拉科夫在该书序言《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和现实》中写道：“对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永远是最重要的研究任务，永远在祖国历史学中占据显著位置。

    这合乎历史的规律，即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社会中发挥特殊作用，俄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大转折和面临道路选择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一个复杂和充满希望的时期，俄罗斯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第三个千年的大门槛，社会将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向？国家将变成什么样？等待它的是经济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还是新的混乱和崩溃？这个问题困扰着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而且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都依赖于的他们的世界观、精神趋向、公民地位和政治意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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