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起的争论，如何结束(1)

    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俄国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俄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别林斯基和一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都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19世纪40到60年代，尼·伊·萨宗诺夫、“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亚·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以及巴枯宁等人都曾与马克思建立了个人联系。

    1870年初，一批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请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决心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轨道的志向，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随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巴廷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开始成为俄国革命者研究的对象。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最早的俄文版马克思著作。尽管译本还不完善，传入俄国的也只有为驶多的几份，但它终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

    70年代初，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在国外印行，并被偷运进俄国。1872年，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沙皇政府的书刊检察官估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并且确信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直接应用于俄国，因而允许其出版。但第一次印刷发行的3000册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售出了900册，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数字了。民粹派分子不仅阅读《资本论》，还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中引用和介绍其观点。后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资本论》已经成为“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使他们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只要推翻了制度，俄国农村公社的传统就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因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俄国的理论，他们只是从表面上肤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且经常把它同蒲鲁东、巴枯蘑拉萨尔、杜林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他们尊重马克思，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还竭力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自己的需要。

    《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后，俄国自由主义刊物《欧洲通报》曾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它进行攻击的文章。茹科夫斯基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解释资本和利润的形成，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具有诡辩形式的乌托邦。为此，民粹派权威理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指责。但米海洛夫斯基是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来捍卫马克思的。他认为《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且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来说是有害的。他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不适用于俄国。他还认为，《资本论》表明作者具有“罕见的逻辑力量和渊博知识”，其理论是严谨、完整的，因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因如此，对它不能完全“把门敞开”。民意党人列·季霍米罗夫也曾评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具有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时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我们革命进程的公式，他没有预言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纲领；在欧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也是政治领袖；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缺乏后一个重要方面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季霍米罗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民粹派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民粹派世界观的弱点和矛盾，但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特别赞赏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的倾向和发动俄国农民起来斗争的意愿，热情地向他们提供忠告和给予支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尽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斗争策略。他们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的批判，对于纠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在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下，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同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进行论战，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此后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向俄国革命者指出过他们观点上的失误，并就俄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

    俄国民粹派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只要清除了制度这一障碍，俄国便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合作和平均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为这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提供了可能。但马克思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将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持审慎的态度。在1877年末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曲解他的学说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的这种表述避免作出直接的明确的结论，但他已注意到并建议民粹派思想家考虑俄国已出现的“成为资本主义民族”的趋势。不过，马克思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它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被发现的。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俄国革命者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村社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着探讨和争论。他们都希望听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80年，莫罗佐夫曾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马克思发表一篇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著作。1881年2月，由于对沃龙佐夫不久前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的文章看法不一，查苏利奇代表流亡的革命者给马克思写信，请他就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俄国土地公社的命运谈谈自己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写道：“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查苏利奇的恳切陈词说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的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不能拒绝对这个问题给予答复。

    马克思四易其稿，完成了给查苏利奇的简短复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马克思写道：“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迹”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看法，同民粹派的观点是有着原则分歧的。马克思不同意把俄国农村公社理想化，他认为公社本身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源泉，只有在俄国人民革命使公社摆脱压迫、并且得到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它才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宣言》作序时，进一步阐述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迹他们在指出了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这一事实之后，对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问题，作出了他们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明确地把俄国公社的命运同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过去，革命者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因此也更谈不上引起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等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表述看作是对民粹派世界观的间接批评，希望以此促使俄国的优秀分子重新审查自己的信念，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

    作为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着他们的思想发展，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斗争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民意党人的幻想，但认为他们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和争取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的口号是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方式，但相信民意党人会把它看作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当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1881年3月10日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提出以召开立宪会议为条件来换取停止恐怖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这一行动以肯定的评价，并认为这封信的坚定、平静而又克制的口气说明在革命者队伍中已经有人具备了政治家的思维和气质。马克思对另一个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曾作过十分严厉和尖刻的批评，他谈到土地平分派“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幻想“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为了尽量影响民粹派革命家的思想，马克思欣然同意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答应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丛书出版，并为它专门作序。

    80年代初，俄国革命青年中终于有人开始相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引导俄国革命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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