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咏裳阿姨生于１９０１年，１９２６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香港任职于苏俄远东情报系统的“第三国际东方局”。１９４０年因难产去世。

    按常情说，若要“托孤”，当时叔叔婶婶正和我们合住，将我交给他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周家的血脉嘛。但是母亲选择的前提是我的政治、教育的成长方向；当然也考虑到叔叔自家孩子太多，已经不胜负担，哪能再增加一个我呢﹖日本军队进租界前，母亲交待，如果她遭到日本宪兵逮捕，让我住到王任叔家里去，这也同样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总之，这一切并非出于对建人叔叔和婶婶的不信任。

    我们一行在杭州玩了３天。在西湖游船上，我们吃到了山核桃、香榧子和一种绿色的菜瓜，那种香脆可口的滋味至今仍不能忘怀。我们还到灵隐、虎跑、六和塔、九溪十八涧、岳坟这些名胜古迹游览。那时游客不多，环境安静，空气清新纯净，民风也朴实，对游人“刨黄瓜儿”（注：刨黄瓜儿：漫天要价、欺诈。）的极少。蔡咏裳阿姨带了只蔡司牌小型相机，不时给我们拍照。我是生平首次按快门，可惜我的手震动不稳，拍的那几张，图像都不清晰。返沪后，她送来一叠照片，至今还留存在我的相册里。可惜的是，所有的照片里，都没有她的形象。我现在想，这或许是蔡咏裳阿姨肩负特殊的工作任务，不能随便留影之故吧。只记得她瘦瘦小小，比母亲个子矮，性格开朗，也用广东话和母亲交谈。没有她的形象留存下来，我至今都觉得深感遗憾。

    自杭州愉快地游览休息过后，母亲的咳嗽减轻不少，脸色也没有原先那么苍白了。加之经医生复诊，x光确定，肺部没有结核性病变，说明仅是劳累过度所致。由此，母亲度过了忧心忡忡的日子，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关于母亲与蔡女士相识的经过，母亲在上述《悼念一个朋友》的文章里，曾有叙述：“所深刻遗留着的最早的一次印象，是在鲁迅先生纪念五十岁诞辰的那一天。在三两个女性之中就有她。……才始知道她是c女士。”即是说，蔡阿姨与母亲是在偶然的机会中不期而遇的。但到后来，她们竟发展成了莫逆之交：“不管我们怎样地潜伏着，每回到上海，她总想尽方法来畅谈一下。而每回的相见，她的经验、常识，以及体魄，都壮大起来了……不是‘西关小姐’型了。每次相见，我们都增加了快慰。”

    关于蔡阿姨后来去世于难产的详情，母亲曾告诉我一些。蔡阿姨结婚后，想到自己的艰险工作和年龄将不宜于生育孩子，但又想为了丈夫，赶紧留下个孩子，竟不幸由此而亡故。那时她正在香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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