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母亲被捕这一节里，我曾多次提到常姨。她名叫常瑞麟，是母亲从天津女子师范读书时起相知一辈子的挚友。她俩在生活上一直互相关心照顾。我父亲在１９２９年便有致常瑞麟丈夫谢敦南的信，告知我出生的情况，还多次寄赠过我们的家庭合影。

    在母亲被捕前约半年，常瑞麟全家从东北迁沪。他们来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料理她丈夫祖母的丧事，同时也为了操办侄儿婚事。再有个打算，就是要把两个儿子谢绥、谢龙送到上海的学校读书。因为那时占领东北的日寇已在搞“奴化”教育，中文程度很低。她让我母亲教兄弟俩国文课，顺便复习英语。我也趁机当旁听生。由于谢先生家人口多，住房拥挤，两兄弟便从这年的五六月起，住在了我家。母亲将和我合睡的大床让出，由三个男孩同睡，她自己在旁睡另一张单人床。所以后来日寇来抓母亲的情景，他们兄弟也是亲眼目睹的。我记得日寇和汉奸并没有查问我们三个男孩子是谁。看来他们的任务并未要抓孩子，也没“即兴”多带一名“人犯”去交差的念头。

    母亲教他们的课文是《桃花源记》、《陋室铭》和朱自清的《背影》、父亲的《秋夜》。还送给他们儿童读物《小奸细》和《少年英雄》，前者叙述一个贫儿“小瘪三”的生活和抗日人员共同斗争的故事，后者是描写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活动。我想，这两本书对谢氏兄弟后来参加革命不无潜移默化的作用吧。谢龙曾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谢绥已经离休。我们至今一直有来往。

    父亲的去世和搬家等一系列大事，使母亲在伤心和辛劳的双重折磨之下，体质每况愈下，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她原是生长在南方的，到１８岁才北上求学，因此每到冬天，总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这时候她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流着清水鼻涕，嗓子也疼痛咳嗽，常常要延续一个多月，服药也不见效。但那时她并不在意，以自己年轻的身体支撑着。而现在，她不能不担心地想到会不会从父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趁身心两亏时发作了呢？

    到次年放春假时，来了一位好友，就是蔡咏裳阿姨。她见母亲身心如此虚弱，便劝母亲到杭州一游，借此散散心。母亲同意了。至于我，听得能到杭州去玩，自然心里极为兴奋。殊不知母亲心里竟另有打算。她在一篇《悼念一个朋友》里写道：“见到了c（指蔡）女士，真有预先托孤之意。”因为她感到自己身体状况“颇觉严重了，在医生叫我照x光之后，尚未知道是否肺病，像待决的囚徒”，又想到七岁的孩子，“既不强壮，倘使更有那不治之症，如何招呼他长大呢？”——原来母亲是想借此让我和蔡咏裳阿姨有个熟悉的机会，万一自己发生意外，也可以将我“顺利交接”与她。几年以后，在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前夕，母亲曾经打算带我到南洋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计划也是蔡咏裳阿姨安排的。可见她俩情谊之深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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