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叔叔与王蕴如结合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没有“名分”，婶婶却心甘情愿，并且勇敢地与叔叔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艰辛。由于叔叔每月还要向北平寄钱，两口子的生活甚为拮据。当婶婶怀的第一个孩子将要临产时，为了省钱，她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去坐月子。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是祖母８０岁大寿。那年父亲刚去世，她老人家与八道湾的次子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极盼望母亲和我、还有叔叔婶婶能够北上相聚。祖母更希望能见到我这个孙子，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不料正在母亲替我准备北上的冬衣时，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见风受凉，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婶婶做代表了。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幸亏正遇过新年，领事馆的值班人员喝醉酒了，答复说不能前往，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

    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来杀你的。”

    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下狠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只有长女马理没有参与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给她２０元，通过祖母转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为止。

    到了日伪时期，叔叔与王蕴如婶婶已有３个孩子，是个５口之家了。但当时市面上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而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来维持，其艰难可知。不想，就在此时，作为同胞兄长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由会计科从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付汇给周作人。这无异是釜底抽薪，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从事的专业，想要另找职业是不容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惟有忍气吞声保住“商务”这只饭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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