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在杭州教了几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１９６９年，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养，住在建人叔叔家里。有时叔叔去上班，婶婶王蕴如得空，陪我聊天，谈起叔叔离京后的艰辛生活和她沉积于心头的委屈，这样，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况。

    婶婶告诉我，叔叔离京前，父亲嘱咐他，你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么容易再进这个家门，你在外谋生，自己存些钱，不必寄钱回来（那时全家的生活开支都由父亲和周作人两人承担着）。

    叔叔进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以严厉管辖下属著称，他用国外进口的打卡机考勤，这在当时的出版界还是首例。上班不准迟到，违者以累进法罚扣薪金，直至开除。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侍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祖母对此深为不满，不止一次在亲友面前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却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这些话是俞芳亲耳听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绝去上海与丈夫团聚，反而又策动向叔叔要钱。当时叔叔在商务印书馆资历尚浅，工薪菲薄，每月只有８０元的收入，他就按月寄回３０元。芳子尚嫌不够，仍不断地催逼。叔叔无奈，只得汇去月收入的大部分——５０元。他总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带领子女来与自己一起生活，因此他在信中一次次提出这个要求，而芳子始终不予理会。后来，叔叔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但他还得硬撑着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芳子的态度还是那样冷酷，坚决不肯去上海照料丈夫，甚至也不让丈夫回北平休养，哪怕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５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５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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