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阿花之后，我家又请来一位许妈。她在我家呆得时间较长，而我也不再是意识混沌的婴儿，因此对于她，我留有自己的记忆。她是江苏南通人，５０多岁，大概由于在家务农，平素练就了一副好身骨，体格健壮，背起我走毫不费力。她与同乡对话，都用方言，十句中有九句我听不懂。但平时却讲上海话，可见她在上海帮工，时间不短了。

    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那时总由她带我出去玩耍消磨时间。大陆新村弄堂口往东迤南，有一爿“老虎灶”。一口硕大的铁锅，煮着沸水。附近居民谁要冲茶或灌暖瓶，往往花一两个铜板立即可得，需要沐浴的住户只要去说一声，就会有人挑一担滚烫的热水送上门来，并且倒入浴盆，服务周到。开办“老虎灶”行业以南通人居多。许妈常领我到那里去玩。这里是劳苦人民集聚的地方，百工杂艺，七十二行，为求谋生，各有其能。有时玩到傍晚，估计我有点饿了，许妈便摸出一两个铜板，临时买个扬州小贩的提篮点心（如“老虎脚爪”、“麻油馓子”、“脆麻花”等等）让我充饥。这在无意之中使我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的一角，模模糊糊地知道上海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这么一些去处。

    从大陆新村弄口直接往北，约走百米以外，便呈现着另一番风光。竹篱茅室，前后错落，瓜棚豆架，相映成画。到了秋天，有时候眼前是一片青纱遮目的玉米田野。这时候往往是许妈带我捕捉螳螂和蚂蚱的大好时机，也许在这里她能够呼吸到一些类似家乡农村的气息吧。

    随着年岁增长，我被送进幼儿园“关”了起来，这些如画一般的生活，也就永远告别了。

    由于小时候留下了支气管哮喘的病根，这不但使我痛苦不堪，而且也给许妈带来了很多负担。病一发作，我便不能平卧，她只能扶持着我，坐在胸前，一夜不能合眼。直到东方发白，喘息稍停，她才轻轻放我入睡，自己又须起身干别的事去了。

    父亲去世，我家搬到法租界霞飞坊以后，她就辞别要回故乡。她对母亲说：“大先生已不在世，许先生也很艰难，我回家养老去吧！”临走时答应以后每年都来看我，但实际上并没有常来。大概由于年纪较大，出门不便了吧！直到１９４６年春天，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她确实践约来看我了。但见她头已花白，行动也颇蹒跚。见到我似乎很高兴，但不由地露出一丝悲意，颇为伤感地说：“弟弟，这次看你长这么大了，回去也放心了，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母亲和我都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请她以后再来上海住住。

    临别时她默默无语，黯然神伤，眼眶里饱含着泪水，还给我塞了一些零用钱。我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忍着悲伤，默默地送她上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那慈祥而饱受生活磨难的面庞，只能对她留下的照片，沉入深深的思念之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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