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看护过我的保姆有两位，她们是阿花和许妈。

    对于阿花，我当时太小，全然没有印象。我是从一张陈旧而尚未褪色的６英寸照片中认识她的。从照片上看来，她约莫二十五六岁，清秀的面孔，明亮的眼睛，瓜子脸，端正的鼻梁，乌黑而又匀整的“刘海”覆额齐眉，衣着整洁合身，神态端庄文静，双手扶抱着我坐在她的膝上。其时，我仅１岁。如果不是留下这张照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位阿姨曾经扶我学步，带领我迈开了走进生活的第一步。

    听母亲说，父亲初到上海，家里并不起火，只和叔叔一家搭伙开饭。到我出世以后，因为家庭事务繁重，母亲照顾不过来，所以才聘阿花来帮忙。她是绍兴人，娘家不知还有什么人，丈夫是章家埠的农民，患有“大脚疯”（俗称象皮腿，许是寄生虫病吧），失去了劳动能力，生计无法维持，经常虐待和毒打阿花，还想把她卖出去，阿花得知才设法逃脱，来上海独自谋生。先在景云里某家帮工，后经人介绍来我家帮忙。她工作十分得力，做起活来干净利落，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干活，心情似乎比较愉快。但是过不多久，发现她却有点异常，有人敲门，常常被吓得丧魂落魄。上海弄堂房屋，前门正对着别人的后门。有一天对面人家厨房里人影绰绰，阿花一见，面色发白，惊恐之情莫可名状。仔细一问，她才对我母亲说，是她丈夫带人从乡下赶来，准备要劫她回去。严重的局面，一直僵持了几天，空气相当紧张，眼看祥林嫂被人绑架的一幕又要重演。父亲花钱请来一位律师，向他们传话去，有事大家商量，不要动手。不知是谁，找来了一位绅士从中调停。这位绅士来到景云里，一见父亲大吃一惊，连忙说：“原来阿花在先生葛里（这里），好说好说。”原来这位绅士名叫魏福绵，曾请父亲做过他的保证人，并且汇划学费，可以说是非常熟稔。父亲请叔叔出面与他协商，结果说定由父亲拿出１５０元代阿花“赎身”，准其自由，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而这件事情，在父亲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０日的《日记》中，却只有寥寥２１个字：“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之后，阿花在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她毕竟比较年轻，带幼儿缺少经验，每在清晨抱我在北窗下与人谈天，或去汽车修理间与人说话，以致使我受到风寒，由气管炎转成支气管炎，长期治疗，反复不愈，父母为此也劳累不堪。最后，还是和叔叔商量，不如改请年老的保姆妥当，阿花才离我而去。阿花走后，未见来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搬家，她寻不到地方。有人曾经在横浜桥附近见她乘坐在人力车上，衣着尚可，匆匆而去。大概生活暂时尚过得去（当时乘坐人力车出行很平常），但此后再没有音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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