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张梦阳这个名字早就知道，但第一次和梦阳先生见面，是1999年夏天在昆明开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初见梦阳先生的印象是，嗜烟爱酒，平易近人，但言语并不多，只是谈起鲁迅来才滔滔不绝，条理清晰，让人觉得和这样一个人相谈，没个不被他的热情和理念感染，也不会拒绝他的感染。那时知道他正要着手写一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书，即中国的鲁迅研究史。

    两年过去了，此间和梦阳先生多有邮件往来，这边多在白天发，那边多在午夜两三点钟回，而且也总是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鲁迅和书稿，这使我知道他的精神在深夜里的燃烧。干将莫邪十年铸一剑，用的是什么火候已不得知，梦阳先生潜心鲁迅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所费的心智体力且不说，能够使一个人不顾世俗的干扰，埋头陋室从事一项专题研究的能量，正是来自一种生命的燃烧。

    现在这场燃烧终于又有了一个结果。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上下卷和索引卷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这部专著，拿在手里就像一块重重的大砖头。当然，书的好坏不在“形”，而在“质”，这道理谁都懂，但不知为什么，不论是在读它以前或读的过程中或读了以后，我总能感受到这“大砖头”在发热，总能感受到作者心血的奔流。但我不知道有这种感受的是不是只我一个人。

    在日本开研究会，几个亲近的人，会后总要到小酒馆里喝上几杯，而许多话题、课题、问题也多是在正会后的“饮会”上产生的。去年的某一天，也是在这例行的“借酒交流”会上，吉田富夫先生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一谈起鲁迅来就发热？”吉田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和鲁迅研究也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作为我们佛教大学中文系的“主将”，他常常能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问题。我当时没能理解他提问的意思，也无从回答他的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大家一谈起鲁迅来的确是“发热”的。最近读吉田富夫先生的新作《鲁迅点景》才知道，上面的“为什么大家一谈起鲁迅来就发热？”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他的独家专利，而是三十多年前一起在京都大学念中文系的高年级同学问他的。此时他这样写道∶

    已经是距今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收在本书中的《Ⅳ〈野草〉论》刚刚付梓，一时蒙住了，竟答不上来。因为心里虽浮现了些诸如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沉重之类的耍小聪明的话，但那位高年级同学指出的问题，似乎洞见到了我的自以为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奇妙的感觉。(该书《后记》)

    这段话是对鲁迅追踪者“热情”的追述和反思，把它和梦阳先生的《通史·代跋》放在一起读，就会在很多鲁迅研究者那里找到一个跨越国界的共通点，即热情和忍受寂寞的毅力。用梦阳先生在《代跋》里回答他“为什么陪鲁迅一辈子”的话来说，就叫作“大荒原上追‘过客’”！

    本来研究是最忌讳“发热”的，但“发热”却是中外鲁迅研究中包含的一个最大特征。梦阳先生的《通史》既是一部专业性极高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学术史，同时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连同作者自己——对鲁迅“发热”的一份记录，甚至《通史》就是从这种“发热”现象写起的∶

    回眸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文化史，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持有什么观点，甚至怀有什么成见，都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个现象∶一位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缠身，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著作不算浩繁，也没有长篇巨制，却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中国精神文化界；身后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文化群体都要对他作出反响，所有历史阶段的思想争论、精神碰撞都要迸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赞颂，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击，有的讽刺，有的谩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所遭受的精神反弹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生存和对他的反响，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形成了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重要精神文化现象。

    然而，即使按照纯学术的观点，也很难对包括本书在内的鲁迅研究中的“发热”现象立刻做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因为鲁迅本身的确是一个“理”与“情”很难剥离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就像他所自述的“冰火”，使人在触摸他的理性时不能不感受到情感的燃烧，而且也很难不被这种燃烧所“热”。由此我想到了鲁迅当初立志文学时，是以“诗人”自命的。“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8页)

    掩卷《通史》，在说它的“学术”之前，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再次强烈领悟到了“鲁迅”与包括鲁迅研究者在内的“读者”之间的那种经久不懈、与时共进、难舍难分、不可化消的情结，即“撄人心者”和“会解者”之间的那种充满紧张的情结。因此，梦阳先生说得对∶鲁迅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性的纯学术研究”。李冬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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