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后半年，张爱玲又回到了阔别三载的上海。一想起上海，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上海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上海的人，上海的文化与语言都是本民族的，单这一点，就让人尤其是这些滞留在香港的中国学生们有归属感；况且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厦，闪烁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人群，一点也不比香港差。上海比香港大，也比香港繁华，它是东方的大都市，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巴黎，远非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边城可比。

    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第一个印象就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这些人，上海人得丰润得多，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上的广告。第二个印像是上海人的通达。香港的文化是杂七杂八的杂烩，半通不通的中文，夹杂着半通不通的英文，还有半通不通的各色文化，英国的，东南亚的，中国的各种文化在此杂合，碰碰撞撞，别别扭扭。香港的大众文化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而上海就不然了，爱玲刚到上海，时常由心里惊叹：“到底是上海人！”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这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

    连新闻报纸上登的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也是用骄散相间的阳湖派文章，香港是不可能有这样华美的文字的。上海的文学充满了文化气氛与灵秀之气，上海人人情练达，虽然圆滑一些，但不过火，懂得处世的艺术，能与人和谐相处。而在香港，西方与东方的伦理观念格格不入，交往总是不谐调，很难理喻，印像中的香港是阴郁闷湿犯冲，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怪诞的，荒唐的，喜怒无常的。①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各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香港自然也有它独特之处，谁都是外人，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习惯，谁都有自己的自由，可以不理会别人，别人也可以不理会你。在思想上这样，在外表上也是这样。例如女孩子们的服装打扮随心所欲，可以是纯西方式的装束，也可以是东方式的，既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总之，花花绿绿，异彩纷呈，张爱玲在这里单就这一点随心所欲的自由就觉得很开心，在这里她发现了穿衣的喜悦，衣服就是生活的色彩、个性的流露、美的追求。

    她自己选料，自己设计，别出心裁，鲜明的色调，不同的搭配，亦中亦洋的式样，把生命装扮得如衣服一样绚烂。

    张爱玲回来以后有次她弟弟来看她，看见姐姐穿一件非常奇特的衣服，大红颜色底子的布旗袍，上面印着一朵朵或蓝或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从头上套进去穿上的，像外国女子连衣裙式样的旗袍，双臂和颈下的肌肤袒露着，胸前的领口上打着个俏皮的结子，旗袍下梢只到膝盖，露出修长的腿。这种时髦的新式衣服在整个上海也见不到，她弟弟惊奇地问哪来的时髦货。她淡然一笑：“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服简直太普通了，我还嫌它不够特别呢？”她弟弟自愧孤陋寡闻，再也不敢往下问了。张爱玲一位朋友的哥哥结婚，她又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前去道喜，满座的贵客为之惊奇不置，她弟弟不胜感叹：“上海人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②生命虽是华美的，但不如意事常常都有。

    张爱玲遗憾的是，在香港三年苦读功亏一篑。由于战乱的破坏，三年的成绩付诸东流。虽然她的门门课程都是优秀，是教授心目中的好学生，在班上又最有希望被送去伦敦深造，但战火烧掉了港大全部的文件纪录，也毁了她的前途，她没有完成学业，得重新考学。她去报考了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

    以她的成绩，应当说是十拿九稳的，但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她竟落榜了，原因是她的国文不及格。

    她被打入补习班去了。

    真是咄咄怪事！张爱玲竟然国文不及格！连她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她的中学老师也为之愤愤不平：“如张爱玲的国文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该编人何年级？”也许是爱玲过于敷衍，但即使如此也决不会低于那些文墨不通的中学生吧。③不过，这倒使张爱玲重新操起久违了的文学的五彩笔，随心所欲地挥洒自己的思想，施展文学的才能。起初不是写小说，更不是为补那劳什子的“国文课”，而是用英文写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评自己看过的电影。多半是为了自己这两项最浓厚的兴趣。当然投给外国人办的刊物，得一笔丰厚的稿酬，自己养活自己，减轻姑姑的负担，两全齐美。她说：“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④在香港的三年，她练就了一手漂亮地道的英文，连她那留过洋的姑姑也说她“真本事，无论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⑤她因此用英文给上海的一家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写稿。《二十世纪》是一个德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刊物，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多次访问苏联，曾在莫斯科任过驻苏记者。1941年10月自美国经日本到上海，在这里办起了这个刊物。这是一本给外国人看的刊物，以介绍东方文化和世界形势为主。当主编看到张爱玲寄来的第一篇文章《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先是对她流利新颖、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英文风格大加赞赏，再看这篇近万字的文章里十二幅作者亲手描绘的各种服饰插图又十分欣赏，当得知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和精美图画出自一位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之手时，他更欣喜不禁。在该刊1943年第1期上隆重推出，赞誉“张爱玲小姐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张爱玲从此成了几乎每期出现的撰稿人。⑥张爱玲对服装是很有研究的，她见惯了旧时官宦之家的繁华生活，深谙中国的古老传统，下笔自然有富贵气象，何况，她又是一个对服饰打扮有浓厚兴趣、研究有素的人。看爱玲研究服装，确实是很细致的，从颜色、款式、点缀品到时代与服装的变迁，她是追求一种服饰的美，美的研究与欣赏。她在《更衣记》这篇中文文章里说，中国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但衣服上恰恰相反，“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愿做一个男子”。她很高兴自己是一个女人，有穿红着绿随兴打扮的权利与自由。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子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时装可言的。衣服有定制，着装有定规，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装束。康熙乾隆时代到清朝后期女子的时装基本上是一个不变格式的，她们身着长衫长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上身的袄领圈很低，穿在外边的宽衫是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露出中袄；再里面，便是窄小紧贴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的，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女性形体被一层层的衣服罩住，虽然那衣服是华丽无比的。袄子上有“三镶三滚”或“五镶五滚”甚至“七镶七滚”，镶滚之外，下摆和大襟上还闪烁着水晶钻的梅花、菊花，袖子上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挖空镂出“福”“寿”字样。但女人的本身是不存在了，不过是一个衣服架子罢了。张爱玲感叹地说：“古时候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

    古时的女人出门时裤子外面的裙子通常是黑色的。每逢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的。家教好的大家闺秀，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随着款款细步，也只是最轻微的摇颤。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宝塔上迎风摇摆的风铃一样。

    从清末革命时代到民国初，再到二三十年代，女子的衣服不断更新。

    开始时是身上的点缀品逐渐减去，接着身上的袄裤越来越窄，上身套着紧身背心。这些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三寸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像《红楼梦》里说的“怪可怜见的”。

    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薄命红颜引起向有保护异性耆好的男人“怜香惜玉”的兴趣。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认真相信理想化的人权主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时装上也显现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人家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裤与袜的交界处偶尔大胆地露出雪白的膝部。衣领短了，领口形状更花洋翻新，有圆形的，方形的，鸡心形的，金刚钻形的，围白色围巾，穿白丝袜，交际花与摩登女人还常戴着平光眼镜作为装饰。

    军阀政府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衣服也跟着换，但女子衣服变化用的完全是减法，衣袖废除了，衣领矮了，袍身短了，所有衣上的点缀品，不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项颈、两臂与小腿。

    张爱玲对颜色和款式有着最细腻大胆的悟性，每一块布料，不管是雅还是俗，她都能根据自己的悟性，设计成好的时装。她喜欢色彩对比强烈的衣服，突出明丽的形象，大俗中透出大雅的性格。她还喜欢日本的花布，一件布料就是一幅抒情的图画，每次买回家，没交裁缝前，总是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或者是初复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淡淡的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一首“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雨中花”，白底色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衣服是一种语言，叙说着一个人，一种情，一件事。

    她除了对服装浓厚的兴趣之外，另一大爱好是看电影。中学时代对卡通片入迷，写过《论卡通画之前途》，那时还是在父亲与后母统治下，她不能随意尽兴地看。现在，她是一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上海放映的电影，她几乎没有不看的，而且就她的性情，电影如服装一样，总要走在别人的前面才显得高兴。有一次，爱玲与弟弟还有许多人去杭州玩。刚到杭州的第二天，爱玲突然看到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上映的新片广告——谈英的《风》，心血来潮，立即就要坐车返回上海去看，不管别人怎样劝说也没用，不得已，她弟弟子静只好放弃游玩，陪她重回上海。刚下火车，就直奔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仍然兴致盎然。她的弟弟在一旁实在没有兴趣看，不停地抱怨，她却喜孜孜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的心里不知有多么难过呢！”⑦她对电影的兴趣，实在不亚于对时装的兴趣。她看过之后，把自己的感想与对电影的批评意见，用英文写成影评，投给《二十世纪》，而这家杂志对她的稿子唯恐求之不得，每篇必用，也增加了爱玲自觉写稿的信心。《二十世纪》1943年的12期中，9期杂志上都有她的文章，而且有时一期两篇。如五月号上的影评《妻子。狐狸精。女人》评的是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六月号上散文《还活着》，电影《万世流芳》的影评《鸦片战争》；七月号上影评《秋之歌》与《浮云掩月》，八、九月合刊号上发表《婆媳之间》，评的是《自由钟》、《两代女性》和《母亲》；十月号上评影片《万紫千红》和《回春曲》，十一月号上发表的《中国的家庭教育》，评的是影片《新生》和《渔家女》；十二月号上发表学术随笔《妖魔与神仙》，评论中国的宗教。③她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又改写成中文，收在集子里的有《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1941年12月进入上海租界，原来“孤岛”时期的电影界被日寇控制，次年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成“中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沦陷期间共拍的80多部影片大都湮没无闻，成为电影史的空档。张爱玲的影评有一定参考价值。

    1942年，张爱玲看了轰动一时的两部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

    前者由严俊、王熙春主演，后者系根据美国电影《情谎记》改编，由陈云裳、白光主演，李萍情导演。

    这两部影片都涉及到“妇德”问题。《梅娘曲》里丈夫寻花问柳，到“台基”上去玩弄人家的女人。把他的妻子梅娘一人撇在家中，一个坏蛋骗她说自己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邀她去任校长之职，这个有点知识想做一点事业的女人信以为真，就去了。坏蛋把她引诱到不名誉的“台基”上，恰巧，她的丈夫又来玩弄“人家人”了。夫妻双方打了个照面，丈夫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话辩解的余地，就被丈夫休掉了。《桃李争春》虽然是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可是这题材却贴近中国人的心理。丈夫在醉后的诱惑之下与情人发生关系，情妇怀孕了，他的贤妻为了“传宗接代”的那点骨血，含辛茹苦地照顾丈夫情妇肚子里的孩子，极力阻止那个女人打胎。

    这两部电影可以说写的都是东方女子的心理与命运，张爱玲在《借银灯》这篇评论中说：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梅娘曲》写“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自己行为辨护——引者）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

    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

    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剧作者对这么一个可以深刻挖掘的社会题材轻易地放弃了，只把它看成一个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未免可惜。《桃李争春》的风格虽然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相互拥抱入睡的那一幕。但是：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有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张爱玲眼界很高，从剧中的立意，到演员的演出对这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做了入木三分的，而又是忠肯的批评。

    《中国的家庭教育》（chinda：education of the family），张爱玲后来将之改写成中文，名为《银宫就学记》，它评的是黄河、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新生》和周璇、顾也鲁主演的《渔家女》。

    《新生》写一个男大学生拿着父母给他读书的钱挥霍到胡乱应酬与女人身上，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这位女学生和男主角交朋友纯粹为了学习上的交流知识，当他想进一步发展时，被她拒绝了。这位女大学生毕业后到内地教书，成为一个美丽能干的教务主任。男主角受其影响回心向善，加入了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张爱玲肯定了电影的主题“农村的纯洁为都市的罪恶玷污”的意义，也肯定主人公“自新”的表现。但主人公“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青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新生》另提出了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有传染性的环境。”

    电影《渔家女》写一个教西洋美术的画家，爱上一个没有文化的渔家姑娘，便教她学习，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说她配不上他。美术家激动他说，“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虽然他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梭式的景仰，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教她识字。因此，美术家与父亲闹翻，出来谋求独立，穷困潦倒，一位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位阔小姐便诡计多端地破坏他与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那个收买灵魂的女人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这是一个风格甜净的轻喜剧，张爱玲用她那又幽默又尖刻的笔调嘲讽这位美术家，也挖苦了中国历代文人：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

    张爱玲对这个大团圆喜剧的结局也深为怀疑：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张爱玲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对中国人的心理的剖析表现出罕见的犀利。

    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独到的见解。她像林语堂那样能用英文写的学术随笔，也同样地轻松可喜。驾驭“中国的宗教”这样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爱玲站在中国宗教的大门口，以一个天真少女的眼光往里“张看”，看出了许多新奇的东西。

    林语堂那种用英文向洋人宣扬中国文化，用中文向国人宣传外国文化，沟通东西，享誉中外，是张爱玲这种中英文俱佳者的理想事业。张爱玲的幽默才智也不在林语堂之下，两人还有相而是凭悟性做宏观的鸟瞰，不是写艰深的论文，而是漫谈性的学术随笔，张爱玲这篇《中国人的宗教》可以说是带有林语堂的风格的作品。

    《中国人的宗教》开头说：“这篇东西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的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对中国宗教的随想漫谈，张爱玲也不能算作像钱钟书那样深入中国文化堂奥的学问家，也没有林语堂博学，而是在中国文化之外“隔着适当距离”的审视，不过以一个智慧的女性的心理娓娓道来，常常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妙悟。

    她说中国人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在中国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嘴，荒淫——对于欧洲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她说中国人的地狱：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漂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口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判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消磨掉，所以“新鬼大，旧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她看到中国人出于孝心对父母的棺材非常重视，做得非常考究，但在棺材头上却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出殡哭丧时却吹打着音乐《苏三不要哭》，不和谐得有点滑稽。

    中国人自己的宗教——道教的天堂，“实行极端的分工制，有文人的神，武人的神，财神，寿星。地上每一个城有城隍，每一个村有土地，每一家有两个门神，一个灶神，每一个湖与河有个龙王。此外还有无职业的散仙。”

    虽然天上的仙人们“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愉快，应有尽有”，但这些比起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对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

    中国人对道教、佛教或是基督教，什么教都可以接受，都不排斥，只不过“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大相信”，对无原则的中国人来说，什么教都相信一点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张爱玲在最后说：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伤，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说来说去，没有坚定的信仰，坚实的生活，有的只是人生的空虚感与怀疑感，因此中国的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观察都笼统地指向虚无。

    中国人不信教，但相信行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也不敢朝这方面想，只注重眼前的热闹。一个相同的故事，由京戏，到昆曲，到绍兴戏，话剧，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地咀嚼，一遍又一遍。

    张爱玲对中国文化虽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根本上是悲观的，她也没能摆脱中国人的空虚与怀疑。正像她说：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⑨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她愿意像“一个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样才有靠得住的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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