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应观众要求（2）

    在我大四要毕业的那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创办人柴松林教授发表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灾难数字：

    适婚年龄的女生多过男生！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灾难啊！但是，柴教授所提出的数字并不只在中国台湾出现，它在德国和日本都是既定事实。据统计，战争期间的出生率不论男孩女孩都很低，战争结束进入太平社会以后，人口出生率暴长。日据时代的中国台湾，在抗战最艰苦的那一年，平均人口成长率是一年十六万，换言之就是男孩、女孩各八万。抗战胜利后，中国台湾的人口成长遽升到一年四十万，男孩女孩各二十万。如果依照传统，男孩和女孩的适婚年龄相距五岁的话，1941年出生的八万男孩要配1947年或1948年出生的二十万女孩，这个比例就显得太悬殊了。

    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一年出生的。柴教授的灾难数字发表，印证了我上大学以后内心长久的疑惑。

    为什么我可以嫁的男生都消失了？

    原来，答案在此。问题是女生为什么一定要选比自己大的男生？如果往下找，可选的对象就多了。

    赢得丈夫归

    毕业之后，我很快地从不务实际寻找白马王子的想法中醒来，接受了社会现实。原因是女孩子上大学已经十九岁，四年大学毕业就二十三岁，在婚姻市场上，一个女人最有条件的时候是在二十五岁以前，她必须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设定一个目标，努力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汲汲于婚姻市场中，想在身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赶紧将自己售出，以免到跌停板的时候必须等待被抛售的命运。

    如果是在以前女孩吃香的情况下，我的任务并不算难。但是，我不巧遭逢了社会人口结构巨变的过渡期，在男方是买方市场的不公平情况下，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劣势。

    这时候，我的丈夫出现了——以当年中国台湾的婚姻市场来看，他算是条件相当优厚的。一个留美学人，年纪三十岁，家世很好，家里环境相当不错，他可以算是抢手货了。在男少女多的情况下，我能嫁给他，也算是我的竞争能力很强了。我想主要因为我年轻貌美，大学毕业，在中学教国文。我们是经由朋友介绍而认识的，在认识不多久之后就结婚了，仓促结婚的最大原因是，他为结婚而结婚，我也为结婚而结婚，我们两个都在婚姻市场上待价而沽，双方的条件谈妥买卖就成交了。

    离婚后，我在座谈会上常常碰到柴教授，每次都要嘀咕几句，都是他的乌鸦嘴，害我如何又如何。事实上，这是玩笑话，我的婚变当然和柴教授无关，而跟现世的社会有关。客观地看，我在婚姻市场上所遭受的压力还不算大，比我小三四岁的女孩到适婚年龄所受的压力更大。多年后，我们这一代的婚姻破产，多半都是因这些小我们三四岁的女人介入而起。有时候，我们不能只从道德或伦理的角度去看一个社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基础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僧多粥少。

    一个不幸的家庭会制造另一个不幸的家庭，这是可以验证的因果规律。我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母亲是改嫁的，她的再婚生活并不愉快，我从小就在母亲与继父的吵闹中长大。除此之外，我们家的物质环境奇差，为了从这个家庭逃走，我将婚姻当作逃生口，踏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我们常看女明星在报纸上说，演了几年电视剧都是配角，唱了几年歌一直不红不火的，载浮载沉，突然向新闻界宣布息影嫁人或弃歌生子去了，仿佛结婚是解决一切的退路。也有很多上班的女孩告诉我，工作疲累没有什么展望，干脆找一个对象结婚算了。她们有着共同的心态，都将婚姻视为逃避事业挫折的避风港。抱持这种心态结婚的人，最后一定婚姻失败。道理很简单，婚姻根本不是也不应该是躲避失败的处所，我的婚姻所以失败仍有它的道理在，是出于个人对婚姻的认识不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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