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东京电视台的记者说是来采访我，这是比较重要的事，因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这个离日本非常近的大国来人可不是简单的，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事情，那时在日本的中国人又是很少，这无疑地也成了一件值得采访的新闻。

    于是，东京电视台的两个人扛着摄像机就过来了，他们的采访简单明了，就是让我做些该做的事情，并不妨碍平常工作。来了稍做准备就开始。在录像中我穿着件平时研究穿的白大褂，看上去是个科研工作者，操着不流利的日语，他们在室内摄像机就一人扛着，就让我在桌边讲述日本关东的印像和学习的大致经过。

    我们所在的地区那一片统称为关东地区，大概中国人熟悉的日本“关东军”就是那个地区出的兵吧，我开始是这么估测的。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倒不是这个含义。之所以叫关东军，是日本鬼子把辽东地区称为中国的关东，因此就把派往中国东北的日本鬼子叫做关东军，另外有一说是他们是从日本的关东地区派去的部队。

    在录像前，我说也没准备好要说的内容，就是日语还没达到不准备就能演讲的水平。这两个东京nhk（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的记者倒没什么要求，说随便讲，在室内拍完了再拍室外的。这还有室外的吗？顿时我紧张起来，那么一来，要当大明星了，这是日本的全国电视台啊，说不定远在日本关西的那些同学也能看到呢。

    于是我整整服装，挺立着脖子，清了清喉咙，干咳了两下，还穿着工作时的白大褂，就用日语讲述了我在中国的情况。

    我说：

    “我是为了日中两国的友谊，来到了日本的大内山村，在内山老师的帮助下，在那里学习了日语等，为了进一部学习自己的专业，又来到了这东京附近的关系地区。在这里，日本国民对我们中国人非常友好”

    总之，把他们对我的欢迎事例，也举了一两个事情，就这样干干巴巴讲了十几分钟。

    录完了后，还要录几个我在野外学习工作的镜头。录什么呢，九岛说，就把咱俩一起在母树林采穗园采穗时的画面录上吧，我想也是，这是从下向上拍摄，也好显得形象高大些。于是我又去了母树林，和九岛一起，我站在一个铝制梯子上，折腾了一番，好在结束了。

    这几个电视台的人其中有一个头头模样的人给我拿出五千日元来，无论什么也是让我收下，说这是他们电视台的规定，我自然是推让了一会儿，他们说晚间就会在东京的电视台播放。想这个规矩倒不错，这拍了片，在日本的电视台一播放，我大大出了风头不说，还赚足了人们的眼球儿。这边还给着我钱，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我假心假意地推让了一番就收下了。他还不算完，又送给了我一条大毛巾和一个像中国提包似的日本的大旅行包，两个礼物上面都印有nhk字样的三个英文大写字母，这个大提包让我后来也带回了了国内，我也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这两件礼物。之后，他们收拾了收拾就走了。

    当天的晚间，就是那年十月三十日我的形象上了东京的电视台，在视频里我介绍了在育种场的生活和工作，我在电视中也没忘了提一提南清春场长和古越先生对自己的关照，可惜我并没有直接看到，因为这时我悄悄地去打零工了。

    第二天，一大早见到同事后，同事们一见面就说，昨晚在播放新闻时，有个叫近藤的日本同事在宿舍里也忙得不停，他怕我收看不到当晚的播放我画面的电视，就用他的新购电视录影设备，把播放有我的画面录了下来，这在当时的日本是很方便，有了这样的设备，什么时候电视上播过的画面，想录就可以录制下来永远的保存，不过在我们中国还是没看到。看到了近藤，他走过来亲切地喊道：

    “黄先生，你上电视了，看了吗”

    我假装不在意地回答到：“是嘛，我没看到呀”

    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已经把它录制下来了，你过来看看吧”

    我说：“你还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啊”

    他神秘地说：“这可是先进的东西，录的东西很珍贵的，普通人能上节目的很少啊，老爸喜欢，给买了台”

    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设施，也没听说过，就跟着他去看了，宿舍与办公室很近，近藤摆弄了摆弄他的电视和设备。果真，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我的镜头，还不错，近景大写的都有，连忙将它拍了下来。现在仍保存在影集里，是永久的回忆吧，现在三十年前出现在东京电视画面的形象，怕是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才有吧。当然这又是开玩笑而已。

    我回到办公室后，大家也是非常兴奋，南场长还招见了我，他说：

    “小黄，好好做，你回国的时候我们要送你一台很好的电视机”！

    这南清春场长一说，我高兴起来，这样我要是回国时，也就有台电视了。实际上的确有乐极生悲的时候，这台电视机我并没有很快得到，从那以后遇到了一些事，也是我不大走运，以后再解释吧。南场长身材不高，微胖，近六十的人了，可是场里的年轻人都怕他，也讽刺他守旧。在背后说他做的是过去那一套。但对我很是和蔼、是位慈祥的老者。

    一次全员开会，我也有幸参加了，会上这老头不知为何发起火来。他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大声喊道，用手指着身后墙上挂着用镜框镶着的字幅，原来上边用毛笔楷书了四个大字：“天下为公”。我只知道这是中国孙中山先生的手书，原来这饱满的四个楷书毛笔字竟是日本人办公室墙上的座右铭，我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呢？孙中山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吗？

    后来又问了南场长：

    “你说的孙中山是不是叫孙逸仙的”？

    他说：

    “是啊，那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叫法。你不知道吗？在日本知道孙逸仙的人多或者叫孙文的多，知道叫孙中山的人少”。

    说起来孙中山先生就有点啰嗦，他早年在日本一直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这个梦想。`这方面也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一直是不承认满清政府，他们接受一切反对清政府的人士，视清政府为他们的仇敌，他们的财团不遗余力地也帮助孙中山推翻清政府，支持孙中山的行动。据说当他们知道武昌起义成功时，那个日本战犯阪垣征二郎起立面向东方，欣喜若狂地喊了：“万岁，万岁，万岁”！得知这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后，日本举国上下对孙中山也是非常崇敬。

    再说这四个字的起源，后来我翻了资料，来自：“昔者仲尼与于蜡宾，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是孔夫子参加鲁国的一次用蜡烛的祭奠，与鲁国的国王谈起治国之道，说了此句，此话后来被很多人推崇，后来被日本人所引用，竟成了日本人普遍的座右铭，这是不简单的事，想来他们也与中国人差不多。正如毛主席写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一样，谁又能说出不是呢，可惜中国现在这些当官的“为人民服务”的少，收刮民脂民膏的有些多了。

    这个南场长为什么要发火呢，因为在他的下级中也出现了不好的现象。有些人不听他的话，古越先生坚持要用一些钱搞科研项目，与他的意见相左，他就有些不大高兴，拍拍桌子，讲些大道理。我很少参加会议，这也是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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