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间惨象：旱灾和饥荒（8）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干旱的气候条件减轻，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缓解直至消失。

    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

    1845年至1852年爱尔兰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饥荒，7年间，爱尔兰丧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数目中除饿死、病死者外，还包括近两百万因灾荒迁徒海外的爱尔兰人。

    1845年灾荒的开始，源于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农业病害。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在爱尔兰岛蔓延，这种真菌适应温暖潮湿的环境，并通过风、水等媒介携带自己的孢子进行繁殖。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为这种真菌的发育提供了最佳的繁育环境。1845年夏天，在短短几周内，这种凶猛的真菌就席卷了爱尔兰岛，导致大量马铃薯腐烂。仿佛在一夜之间，原本生机勃勃的爱尔兰田野变得“草木皆烂，荒芜一片”。

    到1846年9月，马铃薯的收成减少了四分之三，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饥馑的恶灵已经降临。

    自1801年起，爱尔兰便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其中天主教徒占人口的80%，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靠农业为生的佃农，大地主则居住在英格兰，大多数农业收入也因此输出国外。只拥有很少的土地的佃农，只能靠种植马铃薯这种高产作物才能糊口，特殊的人口结构，形成了对单一农作物——马铃薯的过度依赖，面对1845年马铃薯的受灾，所产生的饥荒是灾难性的，本就极端穷困的佃农阶级受到巨大的打击，死亡人数也就相对更多。

    弄不到食物，820万爱尔兰人饥肠辘辘，生荨麻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有毒，现在却成为充饥的无奈之选，好几万人脸上还粘着企图吞食的荨麻便饿毙道旁。很多人死于饥荒带来的霍乱、痢疾和斑疹伤寒，棺材遍地、尸骨盈野。走投无路的人们开始逃往英格兰，但几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肮脏的地下室或茅屋里悲惨地死去。还有100多万人逃到美洲，一半死在了移民的船上或波士顿、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爱尔兰人居住区。

    凭着他们骨子里克伦威尔式的克制精神，4年中，直面死亡的爱尔兰人都没有对英国地主提高运往英格兰的小麦地租的无理要求提出反抗。英国政府却变本加厉，把爱尔兰的其他农作物和牛羊调往英格兰，这更加重了1845～1850年的大饥荒。

    在这次大饥荒中，马铃薯减产720万公斤，经济损失达5亿美元。100多万爱尔兰人丧生，另有100多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和英国。同时在这场大饥荒中丧失的，还有一种语言——凯尔特语几乎消失。但是，经历了灾难的爱尔兰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历程，并最终赢得独立。

    1921年苏联大饥荒

    1921年，刚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的苏联境内就发生了泛及30多个省的大旱灾，粮食严重短缺，从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到北高加索和中俄罗斯，饿殍载道。大饥荒持续了三年，据苏联官方宣称，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

    1921年出现饥荒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17年。

    十月革命之后，政权亟待巩固，战争情况危急，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国内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并演变成了饥荒。为了应对粮食危机， 1918年下半年起，新政府实行了 “战时政策”，禁止买卖粮食，同时从1919年1月11日起，为支援红军和工人，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即“余粮收集制”。同时，为保证有效收集余粮和农产品，苏俄政府组建了征粮队，用军事办法，携带武器，征集粮食。这种做法引发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

    更为严重的是在快速建设社会的心理驱使下，列宁等苏联领导人，将这种在当时应急色彩颇浓的战时政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使得战时政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仍然延续。农民的利益长期被牺牲，积累起来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抵触情绪，使他们不愿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苏联农业急剧萎缩。

    1918年春开始的粮食危机被人为地放大，1921年爆发的一场大饥荒蔓延开来。极度的饥饿中，树皮、草根、各种动物都成了饥民们争夺的对象，人相食的惨剧在许多地区也常有发生，官方统计的520万死亡人数，创下了欧洲史无前例的纪录。而持续的干旱被认定为粮食短缺的原因。

    大饥荒，迫使苏维埃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改战时政策为新经济政策，粮食税取代了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余粮并进行贸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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