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办教育：值得我们守望吗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并于同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当年年底的“国务院2004年法制工作综述”中，还将这一条例的实施作为“高度重视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它形容成“民办教育投资者翘首以盼的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法律赋予了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的“同等权利”。

    但实际上，这一“同等权利”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随着条例的推出而深入大街小巷，社会各界依然沉浸在对民办教育权利问题的争执和探讨之中，各地方在对民办教育立法上的完善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作。直到2004年12月初，陕西省政府才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地方性的民办教育促进条例《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该条例已于2005年元旦正式施行）。这部条例承认了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和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个学历教育中的民办学校受教育者都可以在升学、就业、乘车优惠、优秀评选上，享受和同级同类公办学校中的受教育者一样的权利。

    紧接着福州市政府就将《福州市民办全日制学校条例》的草案上交给了福州市人大常委审批。这部草案是在对福州市民办学校的办学情况做了一番全面调查后才小心制定的，为了让它能更好地实施，该草案是在通用了近10年的《福州市民办全日制学校条例》的基础上重新制定的，它在维护民办教师利益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对关乎民办教师切身待遇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细致具体的规定。譬如如何评价民办教师中高级职称和怎样计算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间双向流动的老师的工龄、教龄，还规定了民办学校必须为老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等各类社会保险，保证老师们的工资。同时，这部草案还大胆地将听证制度和专家评议制度引入民办学校的申请设立中，力求从根本上规范民办教育的建设。从草案的字里行间都可感受到福州市政府扶植民办教育的诚意和决心。

    深圳市政府一直非常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是其对待民办教育的十六字方针。在政府的积极鼓励下，截止到2004年60%的深圳学校都为民办，仅在福田一区民办学校的数目就多达24所，拥有学生19000余人。深圳市在发展民办教育上的经验也比其他地区都更为丰富，在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深圳市政府经过了4次审议颁布了《深圳市学校安全管理条例》。在条例中，深圳市政府向社会承诺，对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为他们统一购买学生人身伤害校方责任险，虽然这意味着政府每年都要多花200万元。

    地方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大致如此，不难发现，他们都对民办教育寄予厚望，希望自己的种种措施能帮助民办教育更加繁荣的发展。

    然而，正在各地政府都忙着响应国家号召，为促进民办教育立法之时，《东方早报》的一篇总结却用“哀声一片”总结了2004年的中国民办教育，还特别点出，这些“哀声”正是响彻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

    教育领域的竞争像商业领域的竞争一样，必要有“公平”二字为前提才能健康地活跃下去，收获皆大欢喜的全景。《民办教育促进法》赋予了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同等的权利，却没能为二者营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给了“名校办民校”以牢固的法律支撑后半年，《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通知》就又发布了。这些条款的诞生，就像和广大民办教育人士和期待着民办教育振兴的社会之人开了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大玩笑”，大家还没来得及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拍手称庆，就陷入到深深的沮丧中。

    按照《东方早报》的说法，办了名校的民校就像寓言中夹杂在“鸟”和“兽”间的蝙蝠，占尽了“公”和“民”两边的好处，一方面靠着为“公”的历史，坐拥着知名度和人气等巨大的无形资产，一方面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向受教育者收费，即不用承担为“公”的义务，又不用冒为“民”的风险。它的横空出世与粉墨登场，对纯粹的民办学校是个可怕的威胁。

    文章还将名校办民校以及正如火如荼发展的“独立学院”和权利部门从商做类比。权利部门不允许从商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职权谋利扰乱市场环境，让有可乘之机。而曾经一度冠着“公办”之名办民校的名校和与公办学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独立学院”却很可能成为权利与利益的中间点，成为不法之徒以权谋私的工具。久而久之，公办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教育权利也会迷失方向，义务教育将遭遇牵连，优质教育资源必将因垄断在少数权利集团手中而出现短缺。由此观之，这两类学校的出现和教育行政部门常挂在嘴边的“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谋利”相悖而行。

    办民校的名校和“独立学院”，就好比身强力壮的大人突然闯进了小孩子的竞技场，它们的大举入市让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纯民办教育苦不堪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教育部反对私利学校谋利的矛头对这两类学校无甚伤害，反倒狠刺了本就处在生存困境中的纯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已陷入了四面楚歌之地，人们不由发出这样的疑问：“民办教育到底还有没有振兴的希望，民办教育真的值得人再守望下去吗？”

    近几年，“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因为交不起学费退学轻生的不幸事件屡屡上演。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相关官员向群众郑重表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稳定市场价格，不仅粮价要稳定，公共事业和服务事业的各项价格也都迫切需要稳定，并表示会将规范教育收费作为2005年的工作重点，完善对各类民办学校以及高等院校的收费政策。对民办教育的规范整治之风就这样悄然刮起。

    很快，在新的一年里，一些地方将民办学校的整治和民办学校许可证挂起钩来，不合格的不发证，不合格的就撤销，让所有的民办学校深吸了一口凉气，毕恭毕敬地等待检查。山东某市的教育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的300多家民办学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大整顿，一举撤销了18所不合格民办学校，还让延迟发放37所存在不规范现象的民办学校许可证证书。而这些学校被撤被罚的罪名除了硬件条件不够完备外，多是广告宣传名不副实，违规收取学生费用之类，还有些学校因为名字取得不规范，没有经过批准就加了“山东”、“齐鲁”等字样，有误导求学者之嫌，而被延迟发证。

    无独有偶，沈阳市在2005年伊始，对辖区内的民办学校进行了重点检查，检查条目清晰明确涉及办学主体、办学条件、学校章程、学校活动、学校产权、资产管理制度以及学校收费情况等各方面内容。

    北京市政府也随之表态在2005年对本市所有民办幼儿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查整顿，对于那些不符合《北京市民办幼儿园评估标准》的幼儿园，一律不开绿灯，对民办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卫生环境以及教学工作都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考核，凡检查或考核不合格者都要接受相应的处罚，或勒令停招，延发许可证，或点名批评，处以降级处分。

    用严格的标准规范民办学校，从长远看对民办教育的发展大有好处。所谓防患于未然，在其成长之初就对它进行严格治理，革除掉弊端丛生的空间，总比祸患发展到一定规模、酿成恶果再焦头烂额地治理要强。要取得民办学校的办学资格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个工作，认真履行《条例》标准而严谨办学。任何一项事业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健康兴盛，就必须在创建之初打下稳健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净化民办教育环境，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淘汰掉那些鱼目混珠之辈，让那些正规民办学校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在对民办学校进行整顿的过程中，也有必要对身为检查者的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确保他们能够依法办事，不借整顿之机公饱私囊，乱收费用。

    就民办学校目前的状况来说，也确实需要一番严格的整顿，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就是要像医生为病人治病那样，及时发现问题，痛快解决问题，不让问题有重整旗鼓的时间。

    2004年8月，河南某幼儿园因房屋倒塌造成39名儿童不幸遇难；同年9月，湖南某小学一教师因精神病发作，挥刀砍死了9名小学生；而山西又接连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中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学生在校期间意外伤害事故的频繁，让学校安全问题重又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因此，在2005年，各地政府也对民办学校的安全整治工作列成重点。然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民办学校的存在的安全隐患着实让人担忧。

    河南省在当年为期两个多月的检查中查出了617所存在重大安全问题的中小学、2503所幼儿园，分别占当地民办中小学和民办幼儿园总数的22.4%和30.5%。在厦门市的429所民办学校中，只有117所取得了合法办学资格，而在这117所学校中，符合国家消防安全标准的只有寥寥13所。

    民办学校中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同样处在发展期的各民办学校的重视。安全搞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学校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一个学校如果连学生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保障不了，又还有什么资格“教书育人”？俗话说，安全第一，对于那些安全问题严重的学校，政府就应该严惩不贷。

    民办学校的生存环境堪忧，民办学校自身的素质良莠不齐。可喜的是，一些地方的民办学校也认识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意识到民办教育要想求突破、求发展，就必须有足够强的自律精神，先从规范自己做起，用实力提升自己的形象。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民办教育人们在2005年集体立下了《温州市民办教育机构自律公约》，成为民办教育界进取自律的好榜样。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任何一项事业要想做大、做成功，都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如何顺利争取到银行贷款，一直是力求发展民办教育的人士最为关切的问题。其实，为教育求资金是个让世界都头疼的疑难问题，更何况对正处在发展中阶段，资金有限而又拥有2.3亿全日制在校学生的中国了。“民办教育投融资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几届，有志于发展民办教育的人士，带着精心准备的教育项目满怀希望地来，又备感失望地回。

    实际上，中国民办教育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天空。就拿高等教育来说，中国公办高校能容纳的学生人数实在有限，即便在连续数年的扩招后，也只能吸纳近500余万人。人们至今还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竞争的惨烈，扩招充其量是略略增加了这独木桥的宽度。而在我国的13亿人口中，就有至少9000万年龄在18—22岁之间的高等教育适龄人，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在接受完中等教育后都因没有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在知识技能都还没有具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地走向社会。无论站在他们自己人生的角度上看，还是站在社会劳动力资源运用的立场上衡量，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很不利于我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大批的本科生也因专业不对口或实践能力的缺乏而难以在社会中施展拳脚，高学历而低能让他们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而擅长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民办教育刚好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上升空间。

    始建于1856年的瑞士第一波士顿企业金融集团副总裁joe chang曾说，外资其实很看好中国民办职业教育这块发展潜力无限的巨大市场，很希望对其进行投资，只是碍于中国某些政策的限制和中国民办教育市场尚未成熟这两大因素考虑，很多外资都对中国民办教育呈观望犹豫状态，不能下定投资决心。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迅速做出了反映，计划利用外资的力量带动起国家民办教育。因此，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后不久，就又为吸引外资而定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对那些早已对中国教育市场抱有很大兴趣的国外民办学校和教育产业风险投资人士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投资教育不同于投资其他领域，除了要有足够的实力和经验搞好教学硬件条件的建设外，还要对当地的政策、文化传统、人文观念等都了如指掌，加速本土化进程。因此，无论这些境外投资者资产多雄厚，专业化多强在进军他国市场之前，他们都会寻觅一个本地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本地合作者的带领下，习惯当地情势，展开投资工作。

    在诸多境外投资者和合作办学者之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民办教育。美国民办教育的历史比美国的国家历史都要悠久，大多数美国家庭都希望将孩子送入民办学校就读，而美国民办教育近几年的火暴也和深受“寒流”侵袭之苦的中国民办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美国，排名前7位的上市民办学校的市值，在2005年已经由2000年的40亿美金激增到270亿美金，其涨势之迅猛让民办教育一度窜升为最为投资人看好的行业之一。

    然而，已高度成熟的美国民办教育却很难在国内市场上再有所突破，在对新生的容纳量上已达到饱和，各个民办学校只能通过并购和重组寻求最大发展。但对很多美国民办学校而言，合适的收购对象毕竟数量有限，远远满足不了教育市场的需求，他们只好将目光转向国外，拥有广袤上升空间的中国民办教育很快就吸引了他们的视线。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民办教育的高层管理人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民办教育的各个讲座和会议上，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民办教育的当下情形，以预测他们未来的走势，寻找心仪的合作对象。

    但海外资本投资中国民办教育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对民办学校来说，学生越多获利就越大，但和敞开胸怀接纳各地学子的国外民办学校不同，由于国情所限，中国在招生上一直以计划内招生为主，学校每年增加的招生名额有限，这就限制了学校发展的速度。在计划内招生的体系下，各个学校的招生范围也被限定起来。譬如市级学校只能在本市范围内招生，省级学校只得在本省招生，想要冲破地域限定到别的地方招生，就需要得到其他地方的交换名额。中国的民办教育多走职业教育路线，对教学设备的投入巨大，生源上的几番限定让这些设备不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造成资本的浪费，让很多境外投资者颇为苦恼。

    而且，国外民办教育的办学方式也和中国民办学校有很大不同，国外的民办学校不用为征用校舍用地和建设学校建筑等问题操心，他们多不会将大笔的金钱投资在这些回报率低的固定资产上，而是通过租赁解决校舍和学校建筑的需求，这样他们就可以将资本集中投入到提升学校软件设施的建设上，也可以将精力更好地专著在招生、教学和安排毕业生去向等工作中来，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这种办学模式虽好，却无法在中国实施。中国政府对各个学校的硬件规格都有细致严明的要求，而硬件条件的好坏，往往也会被列入相关部门对学校的考核评比中，无论对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是如此。有些学校就是因为操场面积狭小，教学水平再高都无法评上重点。一些学生家长也习惯以学校之“貌”取学校之“实”，这就让民办学校的领导们必须关注回报率低的硬件条件建设。

    此外，对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状况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让境外投资者犹豫不决的原因。为了尽可能规避掉投资的风险，境外投资者总会在对中国市场和有意向的合作单位做一番详尽的调查后，才决定是否展开合作项目。遗憾的是，由于和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匮乏，很多国内民办学校都不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外商对其办学能力产生怀疑，放弃了合作计划。

    国外资本要顺利进驻中国民办教育市场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而在短时间内，这些困难都不可能自行削弱或骤然消失。也就是说，中国民办教育要想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外来资本上是不现实的，即便外来资本可以长驱直入地进入中国民办教育市场，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辅助性力量。中国民办教育归根结底是中国的教育，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就为国内民办教育做了“求人不如求自己”的好榜样。2005年，在常德市政府1000万引导资金的支持下，常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教育担保公司，为民办教育的招商融资提供担保。

    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在1998年悄然兴起，虽然教育部官员们几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教育是公益业，不能走产业化道路，但几年间教育却在产业化的大道上越来越雄赳赳、气昂昂了，即使政府下定了决心要扭转这一偏差，可在教育产业化的既得利益者们不会轻易地放弃到手的利益。老百姓对越来越高的教育收费的怨气愈发高涨，对越来越嚣张的教育痛恨不已，经济学者也担心教育产业会沦为泡沫经济，出现表面繁荣的假象。

    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将2004年称作全面抗拒教育产业化的一年，对教育产业化予以极力地否定，但人们还是揪住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将大力提倡民办教育划作服务业的相关内容愤愤不已。对此，相关人员解释道，之所以这样规定，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教育产业，而发展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单指教育和市场结合的那“一部分”，后者则将教育整个市场化，发展教育产业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办教育。也有专家学者做出了类似的解释，认为一些人出于自身利益因素的考虑，将“教育产业化”的概念扭曲了，真正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指在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吸纳民间力量弥补上这部分的不足。和政府投资办教不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承认对教育的营利性投入和非营利性投入一样都是合法的。

    “提高教育投资效益”是2005年教育部的工作重点，教育要想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政府兴教的初衷不难理解，但强调“投资效益”明显和“教育产业化”的行进路线相一致，政府不可避免地又要迎来一阵新的质疑。可细一想来，在对教育进行了如此多资金的投入后，要求其效益的实现，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民办教育不免随着教育产业化的迷茫而迷茫，也遭受了不少的质疑和冲击，但中国教育必打破政府一统天下的格局，走多元化发展的路线是一定的，民办教育也必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因这一点，守望民办教育就非常值得，只是人们不清楚这守望的日子要有多漫长，会产生多少新困惑。中国的民办教育毕竟尚处在幼年期，它的未来还有太多可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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