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产业化”是贫穷世袭化的罪魁祸首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就成员国的卫生筹资和公平分配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排名，中国在全体191个国家中名列188，是实实在在的倒数第四。这一结果让国人好不汗颜，却也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2003年9月考察完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表示，“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在全世界最后几名，尤其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更是令人震惊。”

    这些话将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得太少、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两大缺点揭露无疑。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还只是教育不公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大力提倡民主公平、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今天，不公平却贯穿了教育的各个环节。

    如今人们喜欢举着“和国际接轨”的大旗，似乎只要将面子做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就能像发达国家一样繁荣。一些人开始拿美国大学的民办形式说事，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作论据，包装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教育“产业化”。

    自从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教育产业化”就开始在全国各大高校全面推行。然而7年过去了，那些曾经致力推行教育“产业化”的人，却始终没有对“产业化”做出过任何明确的解释。可是只要推敲下各个学校自抬身价、自作主张地采取高收费措施的一系列行动，就不难发现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教育产业化的本质不言而喻，无非就是花钱买教育。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好比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任看任选，只要肯花钱就不愁上不了名牌大学。

    当然教育产业化不只针对大学而谈，也并非被小心翼翼地限制在非义务阶段的高等教育中。它的扩散能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不得不佩服起中国人举一反三的能力。尚有“义务”二字保护的小学和初中也没能幸免不受教育产业化的影响，都想方设法地要将产业化进行到底，至于教育社会效益的实现，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

    几年过去了，众多家庭终于领悟了“教育产业化”的深意，即利用公共教育事业赚钱，在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增加、国库充盈的情况下，将教育费用最大可能地转移到国民的头上。公共教育资源成为某些“富有远见”之人最佳的发财之道，也许在若干年之后这些做法也会被作为中国特色之一记录到历史课本之中。教育产业化以涨价作为标志的思维特征，具有明显的“中国制造”意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把一切都推向市场的非理性化情绪。这种情绪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利益，其中公民的受教育权首当其冲饱受蹂躏。教育涨价使无数人丧失了求学的机会，而“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个非理性狂热情绪的延续和恶化，是这种狂热情绪与向民众转嫁负担的不负责任政策的结合体。

    教育产业化的实施必然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女失去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但是让凡夫俗子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又似乎太不现实，教育产业化的推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坚决，甚至没来得及思考社会大众的利益。更值得人回味的是，其对个人权利的淡漠偏巧和教育目的和功能在认定上重政治和社会功利性而漠视个人利益的中国特色传统一脉相承。

    漠视个人利益而将一切推向市场的弊病在“教育产业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奇怪的是为教育产业化鼓吹者援引的，身为教育产业化榜样的美国却从没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人都知道，美国人最看重个人利益，决不会允许漠视个人利益的教育诞生。

    美国的市场化程度虽高，可美国人也知道市场原则绝非万能，它的实施必须以保障个人权利和私人领域不受侵犯为前提。其实只有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一个国家公众的受教育权才能抵挡住市场的冲击，正如阿瑟·奥肯所说，个人权利是制衡市场的一部分力量。

    既然一再强调教育产业化使得美国大学欣欣向荣，那么，就去看看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怎样遵循着产业化的原则。为什么同是实施教育“产业化”，美国和中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难道真应了“橘逾淮为枳”的寓言？如果真要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就不妨到美国的高等教育中看看到底有没有“教育产业化”的说法，看看美国人是怎样理解教育产业化的。

    长久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都对社会的需求、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着毫无怨言的服务。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疲软、生产力萎缩的萧条局面。于是，那些著名的大学都主动承担起复兴经济的重任，积极探索如何将美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科技力量转化为经济财富的办法。他们从实验室中走出，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生产上。经济萧条的非常时期让美国大学和社会企业的联系愈发紧密，他们纷纷建立起“产业联系”互惠互利，也为美国经济增添了活力。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大学成为国家智力资源的源泉，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了了不起的贡献。

    另外，由投资回报率上看，投资在大学研究工作的社会回报率高达50%—60%，是其他类型投资的四倍。有评论指出，“这是纳税人为美国经济的将来所做的最佳投资”。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站在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美国人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眼前的高额利益所动，他们认为“产业模式远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广泛目标”。

    美国大学每每在做出新尝试之前，总要仔细考量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改变大学作为保存文化遗产和传播普遍价值的公共机构性质，会不会动摇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的这一精神内核。

    美国的大学和企业建立“产业联系”、进行技术转让，其实都是大学在进行自我延伸，是在用教育服务回应社会需要的一种创新举措。在这样的尝试中，大学不但丰富了自身的需求，还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并和所在地区建立了更加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的是大学还能从自己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一些可观的经济收入，在经费增加的情况下使学校有能力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使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

    不过，在这些吸引人的好处面前，大学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人们时刻都在关注着，这些尝试是否给大学的传统目标带来了危害和影响。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表示出的担忧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他觉得这样的情况会给研究型的大学带来美好的未来，可是却给技术转让的未来增加了一定的危害。他很担心模糊大学作为知识和学术探索中心的义务，因为它会使学术研究事业带上一个强有力的新动机，就是追求商业和经济效益。还有技术开发的需求及其带给教师的巨大经济利益，可能会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损害到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这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

    美国对是否可以利用产业模式去经营高等教育始终存在争议，即使是认同者也保留了一部分的意见。密歇根大学的前任校长杜德斯达是承认大学具有产业特征的，不过他警告说：“如果仅用产业模式看待高等教育，既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危险。”因此，如果说美国大学进行了产业化的改革是确有其事，显而易见，像国内这种拿学生作为赚钱工具，不顾社会职责的改革，和国外那种利用学术知识、智力资源回报社会的改革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如果非要坚持目前正通行于中国各地的教育产业化源自美国先进经验，不免让人贻笑大方。中国式的教育产业化，去美国之精华而专取其糟粕，咬住了产业，却将美国人始终坚持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抛弃。另外，还将美国教育主动承担起的社会责任转变成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向每个家庭不断地收取金钱。

    单纯依靠纳税人的钱去支撑公共的教育资源，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进行教育机会商品化转变，无疑是十分恶劣的行径。可是在教育商品化的巨大利益诱惑下，这种情况并没有受到控制，相反还扩散成社会的普遍现象。例如：很多学校已经不满足增加学费，而是将受教育的机会当作了紧缺的商品，他们提高了考生的分数调档线，使原本很多可以上学的考生还要缴纳一笔不菲的除正常学费之外的金钱，去满足学校的“敲诈”目的，以获得入学的机会。

    产业化了的大学就像人人痛恨的奸商，在尝到了利用教育牟取暴利的甜头之后，又开始积极寻求牟利方式上的创新。例如每学期都要收取高额的教材回扣，甚至勾结盗版商贩用盗版教材欺骗学生。有些学校更过分，用正常的价格给新生买黑心棉被。虽然拿教材回扣触犯法律，可一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二来吃教材回扣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所谓法不责众，就连买黑心棉坑害学生的都只被电视台不痛不痒的曝光而已。

    如今电视上琳琅满目的“高考产业”也是大学受教育机会商品化的产物，暴利让人心旌荡漾，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进到教育中来插上一脚、分一杯羹。贩卖考题、出售“高考状元”课堂笔记类的消息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招生、录取中介等一些骗人的新兴行业也开始遍地开花。甚至连邮局也不失时机地凑下热闹，某地的邮递员开始时兴在投放录取通知书时放“报喜鞭炮”，在骚扰了考生和邻居之后，他们居然还要收取报喜费。看来不论什么招数，只要能从家长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就是好招。谁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的创造力在教育产业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强行实施的教育高收费，一直受到社会上的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尽快解决。可是说归说，做归做，学费照涨不误。虽然教育产业化的支持者们早已不记得第一个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人姓甚名谁，而正靠着教育大肆敛财的有识之士也无心关注这个启发了他们发家致富的人后来的境况，他们两耳不闻多余事，一心只图教育财。

    普通的高校学费大有向天文数字进军之势：普通的专业四到六千，外语专业8000以上，而艺术专业则要10000元。另外，还有教材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军训费、校服费等等，即使是比较冷门的专业全算下来，一人一年也至少要10000元左右。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只有8000元，且由于贫富分化的严重，低收入家庭的数量十分庞大，大部分家庭年收入不过在3000上下徘徊。按照这样的学费标准，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还不够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最低费用。一年10000的学费相当于3、4个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总和。

    说是“教育产业化”其实是教育商品化，如何支付教育费用已成为中国一般家庭的最大难题，让多数家庭不堪重负。教育费用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连年加大，以至于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情况的标准在中国变得毫无意义。例如，用恩格尔的系数衡量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必然得出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他的方法是家庭收入中购买食物的费用在全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是贫困，50—59%是温饱，40%—50%为小康，30%—40%是富裕，而低于30%是最富裕。可是，当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国民人均年收入并超过农民年收入数倍时，这个标准还有什么意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通用标准或其他的国际标准，在中国居然因为特殊的情况而失去效用，实在令人哭笑不得。教育商品化带来的高收费、乱收费、计划经济式招生环节的政策不公，使社会底层离高等教育越来越远。在计划实施的当年，成都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就有20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考学生，由于家境贫寒拿不出数千元的学费而面临放弃大学的痛苦抉择，连小县城都是如此情况就更不用说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了。

    在得到助学贷款比中彩票还难的情况下，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贫困家庭即使千辛万苦地凑够了学费，也难以负担各种附加费用。为了使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很多农民不得不从事一些高危工作。贫困家庭的孩子被关在大学门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些孩子原本希望凭着自己的高分数进入大学，将来可以带领家人远离贫困的生活，可在现实面前这样简单的梦想也破灭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竟然达到了数百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可是如今却只对富人敞开大门。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只在大学里出现，就连法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和小学，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以下三点：

    首先，一切资源都在向大城市倾斜，城乡二元体制兼等级化体制的存在，造成了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上，出现了极度的不公平。

    其次，自80年代之后，中小学开始实行政策性收费，这为乱收费的滋生提供了契机，义务教育也开始明目张胆地向家庭要钱。截止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有170多个国家宣布实行法定义务教育，只有几个特别贫困的国家实在没有办法肩负起全民义务教育之负而收取一定的教育费用，当然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是个例外。城乡地区教育资源在不平衡的情况下，已经使很多孩子无法入学，而如今义务教育职责的转移则加剧了这种情况。

    第三，中小学出现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等级区分。这种分类是旧的经济体制和维护特权的指导思想两相结合、人为而成的畸形物。它将单纯的孩子划分出三六九等，将“平庸”的孩子排除在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名单之外。当中小学教育借鉴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经验异化成商品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愈发严重。

    例如，针对农村的政策性户口歧视，对外来农民的子女收取高额学费。重点校和非重点校的不平等格局，也受到教育商品化的刺激而变得更加严重。重点校的出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国家财政倾斜性的投入，和国家对师资力量的不公平分配造成的。教育商业化不断普及之后，重点校开始把自身的公共资源优势变成了向家长加价的条件。有些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分居然还推广到了校外，不同的学校出现了各种校中校、班中班。利用教育资源谋利，还使歧视现象更加严重，大部分孩子在幼年时期就受到侮辱性排斥。

    教育上出现的这种反常现象，还导致其他的社会病出现，可以说教育排斥是一种根本性的排斥。高等教育商品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以脱离贫困，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机会。那些因教育商品化而失学、辍学的孩子也因为受教育程度低而难以应对未来生活的考验，他们的未来也必将因教育权利的丧失而变得格外坎坷。

    穷人在法律、公共事务上都受到不公平待遇，他们是教育商品化的最大受害者，更可悲的是，他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想法和异议，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农民工进城会受到各种欺压和刁难，地方的政府和部门想尽各种办法，提高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成本，逼迫他们只能去做劳动风险高、强度大、报酬低的工作。他们的子女在读书时总要花比别人多的学费，好不容易找到学校读书，还要受同学和老师的白眼。甚至，沿海的一些城市居然要求农民工只有出示了住房合同后，他们的子女才可以上学。农民工住的都是工棚，他们去哪儿弄什么住房合同。

    “仇富”是个别人的说法，而对穷人的歧视则具有社会普遍性。这个倾向不仅体现在了提高穷人的入学收费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上，同时还反应在把穷人当作潜在罪犯和专门针对特殊人群制订的法律法规上。虽然这类法规已经酿造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惨案，但是依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让警察可以随时检查他人的身份证件，并对外地人实行“准入制度”。检查身份证虽然是警察的权力，可是，基本上每次被检查的都是穷人，除非某个富人罪大恶极负案在逃，“准入制度”也同样针对穷人而做。

    穷人的生活就在多方夹击下越来越苦，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连基本的尊严也没有了。看着街边靠摆摊做小生意谋生的人，每天都要逃避城管四处奔跑，就会发现原来靠自己劳动谋生，竟然和做贼一样狼狈。

    教育商品化导致了很多家庭悲剧的发生，一些城乡的贫困家庭往往因为无法负担沉重的债务而精神失常。一些大学的贫困生也因为无法忍受高昂的学费和精神压力而自杀。这些人间悲剧不仅越来越多，且逐渐向低龄化发展。一位只有十三岁的小学生，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好，没考上中学，为了给父母节省十万元择校费，在家服毒身亡。无数年轻的生命被教育商品化扼杀，在这些人中也不乏天真烂漫的儿童，悲剧一再发生，可社会却依然冷漠。

    衡量一个社会的公正化程度，关键是看它对待穷人及弱势群体的态度。利益首先应向弱势群体倾斜，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说的“损有余以利不足”。如果利益向反方向倾斜，“损不足以奉有余”则必然损坏社会公正，危害社会稳定，历史上因“损不足”而获乱的例子俯拾皆是。而教育商品化恰恰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在教育领域的实现，它不但将教育不公推向极致，还人为地扩大了阶层鸿沟和城乡差距，充当了社会中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催化剂，使原本就高度等级和世袭化的社会结构更加畸形。在如此多危机的包围下，动荡随时有可能发生。

    教育在产业化的名义下，不但没有维护起社会公正，还促进了社会的不公。让人遗憾的是，尽管老百姓对产业化了的教育怨声载道，政府至今没有公开承认教育上的失败，不敢直视教育产业化化掉了大学的精神，化掉了穷人的希望，化掉了社会公正的事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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