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教育疑问：巨型大学能否造就“中国牛津”

    2000年4月3日，闻名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成立了新北京大学。同年6月，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建立了新吉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人们面对众多大学的合并，提出了种种质疑：大学的合并真的可以让高校取得长足的发展么？大学的合并究竟有没有规则可言？

    中国的高校合并风早在1992年就已初现端倪，截止到2000年6月21日，已经陆续有490所高校合并建立了204所大学。其中参与合并的就有335所普通高校，他们几经整合合并成196所普通高校。对此情况，教涌发展规划司表示：高校合并之所以会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巨大的震撼，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高校合并时间比较集中。仅在4、5、6这3个月中，就有中央部委所属的48所高校合并组建了19所巨型大学。还有就是合并的高校中有很多是名牌大学，它的影响力面向全国，例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

    高校如此频繁的合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论起个中原因，还要从我们重复建设的陋习和中国的基本国情说起。国内原有的高教管理体制是国家集中计划、中央政府各部委、省级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直接管理的体制。可是，由于条块分割，大家各自发展，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情况。

    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高校都把单科性院校改建为多科性院校，造成了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如课程和专业的重复设置，使得原本就非常紧缺的师资、资金及其他教育资源更加匮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些重复建设极大地制约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察觉到这一情况的各大高校，不得不针对旧有体制中条块分割、重复设置、不合理布局等多重弊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合并正是最便捷的改革方式。

    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十分漫长复杂，在其初期就有合作办学、共建、合并、划转、协作办学等多种形式。1992年，广东省率先实行了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教涌和广东省共同建设了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

    1997年，同志在实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要求在2002年左右基本完成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布局结构的调整，努力开创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单科性大学三者比例相协调的新局面。

    1998年5月，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大会上，提出了21世纪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计划。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为了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大学的综合实力，新一轮的高校合并热潮逐渐形成，其最主要特点就是强强合并。

    关于高校合并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纳为“三子一情”，即“牌子、位子、票子”和“历史情结”。牌子，指的就是校牌，是无形的资产和名气。位子，就是职位人事的变动。合并必然要求重组领导干部班子，合并之前的一把手在合并之后很可能就沦为盯三把手，个中关系纷繁复杂必须处理得当。此外，普通教师的职位也必然要发生变动，如何协调好各方关系是关系到合并顺利与否的重要问题。票子，就是资金。各个学校的创收能力都不尽相同，有穷富之分。最后是历史情结，每个学校都是一个品牌，既然是强强联合，就不可避免地要将一些老品牌融合成一个新品牌。对老品牌的拥有者来说，眼看着自己辛苦打造多年的品牌在联合中被消解，其间的失落感难以言表。

    合并大学不但在人事、物质之间存在矛盾，就连传统的校园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清华大学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就明显对清华大学严谨、务实的校风不适应。美院的学生具有很浓厚的艺术气质，他们所学的专业要求学生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是清华校园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则太过单调刻板。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学校都有发生，让人不得不对校园文化的融合程度产生深深的忧虑。

    高校合并产生出来的是巨型的大学，可如此打造的大学就是高品质大学吗？这是否就是“中国牛津”的生长之路？

    巨型大学的横空出世也给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在高校合并之前，管理者们面对的多是千人规模的大学，合并之后他们面对的则是万人的大学，这对他们的管理能力是一个严肃的考验。其次，巨型大学的校区多很分散，如何将这些分散各处的校区整合成一个整体，重塑猾向上的校园文化也是难度相当大的工作。不过，越来越普及的网络可能会成为校区与校区间全新的沟通方式。此外，巨型大学如何处理和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也是管理者们不能回避的一大难题。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巨型大学成长的每一步都充满挑战，而要想将这些巨型大学建设好，则注定要在实践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截止到今天，社会各界对现代大学制度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指的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外部关系、内部组织结构、人员行为规范所构成的体系。

    现代大学制度的具体特征是：政府宏观调控，大学自主办学，校长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学术，社会评估监督。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教育者、学习者的职、责、权、利各自分明。另外，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规范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制度。学校自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运行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混沌如一潭死水，大学的组织行为、制度行为、意志行为也将无法健康发展，至于现代大学的质量、水平、效益甚至品味就更无从谈起。

    如果以此作侮准衡量现代大学制度，那么很显然国内大学还没有做好进入这个制度体系的准备，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

    中国的大学从决策机制方面来看，是政府系统的延伸，和政府系统遥相呼应。政府是大学的所有者、举办者和管理者，集产权、办学、管理权于一身。

    现今的高等教育呈倒三角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出现了包揽太多、管理太细、统得太死等诸多问题。与之相应的大学内部管理，还遵循着上令下行的行政指挥和协调方式。这让大学丧失了本应具备的独立精神，习惯了“等、靠、要”，对政府依赖严重。大学理应走在时代前端，培养出统领时代的人才，然而现今中国的许多大学连时代的步伐都跟不上，更别提引领时代发展了。

    中国大学拥有着全世界最完备也是最庞大的组织机构，它和政府的决策指挥系统一一对应。这就让中国大学在举手投足间都带有几分行政的味道，享受着政府全额拨款的大学在学校组织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都深受外部力量的控制。

    站在资源配置的角度思考，这种管理制度最大的负面效应表现在对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人才创造力的制约上，它让本应为所有大学共享的学术资源沦为某一所大学的私有财产。而学校中的各个工作者也像一台大机器上的固定螺丝一样，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调动工作，他们的职业自由被很大程度的限制起来，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行政部门的私有财产。就连职称的评定也是由行政部门决定的，要以“编制”为参考，即便某人的学术水平达到了评定职称的标准，但由于编制地限制也可能评定不上。更值得回味的是，在评定职称的过程中，专家和学术机构能够发挥的作用少之又少。至于高校管理职位的应征，实行的是行政干部任用制，讲究资历而不看才能。另外，绝大多数大学都没有自主招生的权利，就连仅有的培养权也受到了很多限制。

    在高校中，管理者、所有者和办学者之间的职能权限一直以来都模夯清，而事事都要听命于政府确是这三者最大的共同点。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创新独立、创新教育的口号喊了好几年，而各大高校的创新能力依旧没有多少长进，通行于高校的行政化的管理正是扼杀学校创新能力的一大原因。同样的道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再加上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张，传统的师生关系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苏格拉底和孔子的问答式、讨论式教学方式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讲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由于人数众多，大学教育也开始采取粗线条的大班集体授课制，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下课铃一打就收拾东西离开教室，至于学生们知识掌握的如何，那就要到考试时才见分晓了。

    在评价机制上，中国的大学缺少非政府主导力量的第三方评价力量，高等的中介评价机构还没有出现，而社会的评价组织和运行机制也不完备，在大多数人眼中大学依旧是神秘难测的象牙耍另外，评价的体系和指标也不健全，缺少稳定性和针对性，以致学校像陀螺一般围绕着政府的指标（时不时会有新的指标横空出世）被动办学，苦不堪言。而高等教育的国际质量认证制度至今也没有在我国出现。

    政府、社会、大学这三者之间永远存在微妙的矛盾，它们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为了发展学术想要自主，而社会需要大学能有更多的实用性和适应性，政府关心的则是大学是否可以为国家服务。

    矛盾虽然存在，可大学却依然无法离开政府的支持而绝对独立的发展。政府则使用自身的权利和资产影响着大学的一举一动。政府、社会、大学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载体就是由知识使用的自由、权力、资金、设备、设施等要素共同构成。因此，大学的活力能否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将先进科学的经营理念和灵活高效的机制大胆地引用到大学的建设中来，使高校自主办学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协调成统一的整体。使全新的运作模式在学术界、产业界、政府联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让大学有独立的招生权和培养权。为此，政府要尽量做到不干涉学校的办学活动，只是针对办学目标进行调控、引导，对办学的水平进行监督即可。

    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大学要不断地进行反省，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面向社会依法办学，努力做到自主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大学要将“行政型管理”逐渐卒为“学术型管理”，并建立“教授治校、学者治学”的管理体系，以学术领头人作为中心，制订一个教学和科研的组织网络。大学要争取做到“人本管理”，实现“用人治事”、“以人造就人”，只有如此识人、选人、育人，才能实现以探究真理为目的、以人尉为精神的现代大学制度。

    面对新的制度，教师也要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经济人、道德人、自然人的综合体。教师要和学校之间建立起聘用合同关系，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希望“曾经拥有”。学校有权利对教师本人聘任或解聘，而教师同样有权利决定受聘或拒聘，学校要遵循“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绩效优先”的原则。必须实施人力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及时优化人类资源，扩大优秀的师资队伍。

    办大学不仅要懂得管理，更需要的是能够采用全新的理念去经营，善于在获得政府资助的同时，运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手段，将社会上各方面的资源调动起来，杜绝不必要的成本消耗，严格控制成本，实行投资就可受益，努力做到全面提高大学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巨型大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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