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考分数线，谁的分数“限”

    公平，是高考中无可替代的一个基本原则。近年来，各界对高考改革纷纷出谋献策，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不管大家意见再怎么相左，有一点大家都一致认同。毫无疑义，这就是变则通，但不管怎么变，公平这一原则不能变。然而，曾几何时一直让大家坚持的公平，现在也受到了最大的质疑。

    2000年，全国第一次春季高考招生分别是在北京和安徽同时进行的。这是一次备受全国瞩目的事件，不仅由于其是春季高考的首次尝试，同时也因为两地的录取比例一经公布，引起了一片哗然。当时，北京地区报名的人数为1100人，但相关部门公布的计划录取人数却高达1755人，显然，这一不合理的比例让人啼笑皆非，明显就是告诉大家报考了就可以被录取。但是与之相对照的是，安徽的报考与录取比例还不到20%。报考者高达3.5万余人，计划录取人数仅6300名。高考录取分数线差距的悬殊再次被社会各界所关注，高考的公平性再一次受到质疑。

    像这样的事情何止于此。在一份名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的提案中，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万鄂湘，就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问题做出了这样的描述：“除个别实验省市以外，全国的高考考生考的是同一套题，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个班的学生，高考分数之差有的竟达200分以上。”数据总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该份提案的面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高考分数线的巨大差距，严重阻碍了湖北优秀人才的引进。近年来，虽然湖北花大力气引进和留住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人才，但每每涉及子女就学问题时，他们都会暗生“去意”。因为担心子女将来在湖北无法考上大学，而纷纷要求调往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省份的人不再少数。事实上，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为每年都有这么一组数据活生生的摆在人们眼前。

    1998年，湖北省高考文科超过570分的考生有398人，理科600分以上的考生有8412人，外语类过510分的有1254人。清华大学当年在湖北的招生计划只有88人，但是第一志愿报考该校的就有288人，有147人的高考分数在650分以上。因为分数线和招生名额的限制，如此好的生源却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进入清华学习，甚至不能进入一般大学深造。而在1999年的北京，报考总人数为49205人，计划招生总数为35728人。

    虽然北京的扩招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1.43%，但是报考与录取的比例仍然达到了72.6%，位居全国第一，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上海的66%了。

    更为幸运的是北京的理科考生，其报考与录取比例约为78.9%。1999年北京理科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专科二批）仅为327分，相当于百分制的每门43.6分就可以上大学了，也就是说各门功课平均不及格也可以上本科。

    各地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差距悬殊的状况由来已久。1998年，北京重点文科分数线为456分，贵州为465分，云南为485分，青海为484分，而湖北为532分，湖南为544分。湖北与北京相差了76分。北京重点理科分数控制线为483分，贵州为490分，云南为465分，青海为440分，湖北为585分，湖南为560分。湖北与北京的重点理科线相差了102分。

    1999年，北京的文科重点线为466分，第一批理科最低分数控制线为460分，第二批理科线为421分。湖南的文科重点线为556分，第一批理科线为537分，第二批理科线为495分。湖北的文科重点线是544分，第一批理科线是566分，第二批理科线是535分。文科重点线最高相差90分，第一批理科分数线最高相差106分，第二批理科最高相差114分。

    这种状况如果具体到某一所高校，其悬殊就更大了。北京的文科考生1998年530多分就可以进北大，而相同的分数放在湖北的考生身上，则进一般的重点高校都困难。在一些大学的同一个寝室，同学间的高考分数最多可以相差200分。

    一样的题目，一样的评判标准，却有不一样的录取分数线。长期的不平等使情况越来越严重，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导致城乡分割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高考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的户籍所属地，考生只能算是户籍的附属物，而户籍又不是由考生自己能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父母决定的。这样看来，从一出生就决定了学生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平等。从操作层面上说，则是因为严重倾斜的录取名额分配直接造成了各省区高考录取比例的悬殊差异。有报道说，今后在湖南参加高考的学生只有一半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北京是4个里头取3个，上海是3个里头取2个。这种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随着贫富两极化的日益加大而愈加严重。

    面对不平等录取分数线造成的不良影响，大家必须克服各种阻力实行改革。

    首先，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造成了学生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完全背离了高等教育优中选优的初衷。同样的高考分数，北京、上海的学生就可以上重点大学，而湖北、湖南等地的学生就没资格。同样是中国的学生，北京、上海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比湖北、湖南等地的多得多。

    第二，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导致各地教育投资的效益回报不平等，这样对某些地区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产生了严重的挫伤。据说，湖北有些县就明确表示：考取一个大学生就有10000元的教育投资，没有考取的就没有这份投资。教育投资回报的不平等，也表现在家庭教育上，也因此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辍学者，甚至有些地方都出现了“读书无用论”。

    录取分数线不平等的不良影响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导致了基础教育发展动力的不平等。如果一所学校没有人考上大学，或者是只有极少数人考上大学，那么这所学校办学的动力机制就会受到挑战，导向标准也会发生偏差。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应悬殊的录取分数线而生。录取分数线高的地方，激发了大家片面追求高分的热潮，刺激了应试教育的发展。而应试教育又是只注重高分的，这样又抬高了录取分数线。如此这般，导致了这些地方教育的恶性循环，从而在根本上扭曲了人才培养的模式。在湖北、湖南等地，高分成了一些考生追求的唯一目标，高分成为这些学生学习的动力，高分也成为了一些学校指导工作的根本动力。

    称自己就是“一架考试机器”，这是出自武汉大学的一位湖北籍学生之口。他说从刚进高中开始，他们就要一切围着高考转，研究高考试题，琢磨考试方法。因为作为湖北籍学生，他们心里很清楚，没有高分就绝对不可能考上大学。

    湖北的一些重点中学，从高一开始就文理分科，只学习高考要考的课程，老师会帮忙通过会考。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度近视的眼睛、不及格的体育成绩、被扼杀的业余爱好就是他们考取重点大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北京、上海的学生，可以画画弹琴，可以搞素质教育，然后轻轻松松上大学。而湖北、湖南等地的学生，12年的学习全都为了高考，只能每天拼命地读书，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最后还是发现即使很高的分数也不一定能够上大学。即便是上了大学的少数人，却发现除了考试，他们一无所知。

    负责武汉某高校招生工作的一位老师就说，不平等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有序、开放、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条件下，高考录取在我国还是实行省内竞争、省内划线、各自为政的政策，高等人才也只是省内繁衍、省内消化，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活跃资源——人才，不能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一旦高校自主招生成为事实，转变成由学生挑选学校的局面，现在这种保护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学生的政策将不复存在。与其被动地等待发展，不如主动地进行改革，推动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公平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教育最讲究的原则和基石。九年义务教育、改造薄弱校，都是国家投入巨资的项目，为的就是让每个公民公平地享受起码的教育。高等教育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但是也不应剥夺了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这种不公有着一定的理由，也存在很久，但凡事都讲究个“理”字，更何况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

    素质教育的实施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在大谈素质教育的同时，一定要先发展好这一外部环境。在升学压力如此之大、竞争如此之激烈的大环境下，最需要的就是改革的行动。可以公平的给升学竞争激烈的地区投放录取名额，降低其竞争的激烈程度，给这些地区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以免出现象北京那样“报名的1100人，计划录取1755人”的资源浪费。在给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孩子们自由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要给落后地区、农村的孩子一样的发展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得侵害这一权利，任何人、任何事只能为这一权利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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