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

    ●人性

    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存在，如果问善与恶的目的是什么？回答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实际上，说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说他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善还是恶，区分这种善与恶有时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甚至显得毫无意义。如恺撒为争夺罗马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是基于千万人的生命之上的，屠杀生命不可谓善，而这对于稳定罗马帝国，对于罗马帝国的发展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延续来说都是有益的，甚至是绝对正确的，难道只因为要行善就放弃这些吗?上帝有两只手，从来都是一只手黑，一只手白。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那么究竟恺撒是性善还是性恶呢？结果是一味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回头再来思考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这究竟是人性本源的哲学思考还是人类行为手段的思考呢？不言自明，离开了目的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利益是人类的核心，这么说似乎背离了孟子的学说，孟子主张不提利益只谈仁政，似乎只提利益太过唯利是图，又太危险。实则相反，孟子哲学的精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其精神更接近于道学，而行事更接近于兵学。在现实世界中，面对诸多形势，则取中庸，不是简单的行中间之道，而是力求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既顺应自然又不失利益。孔孟哲学的目的是获利，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否定利益，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建议梁惠王施行仁政的目的是易于统治，清心寡欲的目的不是安贫乐道，而是削弱巧取豪夺，是向土地、勤劳要利。孔孟哲学奉劝历代帝王的也是这样，而历代帝王作为世俗的领袖，他们更精明地看到的是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哲学的确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思想有利于削弱民众的反抗精神，默认不公平，转而简单地向土地、向自己提要求，这变异了孔儒哲学的原意，慢慢地背道而驰，变成了一种愚民政策。而这正是帝王们的要求——他们其实不否认儒学的良好意愿，但更愿意看到这种愚民政策的效果，因为他们是现实的统治者，他们不能不认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距离，否则他们就将置自己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的权利。

    孔孟哲学似乎遗忘了人性中的惰性。实际上，任何生物都有这种惰性，也正是这种惰性促成了自然界的生存竟争，它绝不是简单的一种缺点。当一块草地上几种生物共生时，由于食物源已经分配完毕，后来者要么到更远的地方，要么掠夺邻近者，否则就会饿死。生物的共性之一就是惧怕死亡，之二是生存，之三是懒惰——这可以避免消耗过多的体力，因为与其用这份体力去觅食还不如去掠夺，这是一个生存法则。那么后来的生物就只有消灭其它生物才能生存。事情进一步发展，当更远的地方的食物源也被分配完毕后，再后来者就只有两种选择了：其一是饿死，其二是掠夺。选择第一个它是不情愿的，但在其体力不支持它掠夺的时候就只有被淘汰了，相反，体力足够时，它就只能去掠夺，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是后来者如果体力不支，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淘汰时，就会采取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是联合。联合有几种方式，一是联合其它后来者合力进攻，二是联合后来者中的一个攻击另一个，三是用各种计谋除掉一个原有者，自然历史就这样演化了。

    可见，生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发展，生存与发展没有严格的区分，发展只是生存的继续。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是想达到一种生存的目的就止步不前的发展模式，如果掠夺成功为什么还要自己去耕种呢？这显然是一种海盗式逻辑，但这种逻辑却符合自然界的生存学原则，如果都只是简单地为生存而生存的话，那生物也只需保持在原始细胞阶段就可以了。如果既要繁荣的世界，又要坚持仁慈，那你怎么做到既要狮子活下去又不吃羊呢？

    在历史上，违背仁慈却符合历史进化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些被称为大逆不道，在“9·11”事件中，本·拉登无疑是美国的敌人，一个罪大恶极的恐怖主义者，然而美国却宣布为这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这里，美国显然似乎过于热衷于这样一种后果，它急于要进行一场战争，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亚，控制那里的石油资源，以及一些战略要地。然而美国似乎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宣布为战争，那无异于是说本·拉登是一位反美英雄。事实上，在本·拉登的世界中，也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支持本·拉登的大有人在——从沙特王室到阿拉伯贫民都有，而如果美国仅宣布本·拉登是一个罪犯的话，那得到的道义支持要远远大于今天，当然，这就和中亚的石油相去甚远了。明显可以看出，美国统治者并不是具有远大眼光的领导者，而只是战略实利者。

    人对利益的追求是源于生存这个古老而恒久的主题。当竞争成为人类生命的主题的时候，人的利益也得到广泛延展，已经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生理需要，而是包括了道义、荣誉、信仰、亲情、民族感、国家感等内容。侵犯了这些方面，对于一些人而言也就等于侵犯了他的生命，他会奋不顾身地反击，当然，大多数人还处在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保护。

    自然，历史中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或成为奴隶，或受到屠杀，或受到欺压，而只有少数人成为特权阶级，这大部分的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吗？为什么不反击呢？因为历史竞争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求人们之间有组织协作，这种组织体系之内有分工，也就有利益分配制度。有竞争就有不公平，绝对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这是普遍的社会契约。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组织体系的利益，大部分人都只能认领这份利益，否则会毁掉整个组织，那么连基本的生存利益也无法保障，除非他们有能力以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之。

    在人性中，我们似乎总是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不停地奋斗、生活、赚钱、享受、繁衍后代、对社会大发议论？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和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都会发现，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受人性中一个最终原则，或者说是终极目的支配，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完美，即人性中有一个完美主义原则。

    究竟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呢？也许还是莎士比亚说的文雅含蓄一些，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他的理性多么高贵，他的力量多么伟大，他的仪表多么优美，他的举动多么文雅。他的行为像一个天使，他的智慧像一位天神。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当然，还得把他最后一句话去掉，然后就完美地表达了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即人天生有在所有方面都追求完美的本性。

    1971年，三个嬉皮士创立了一个咖啡馆，它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星巴克，这里的咖啡价格不菲，但并不是添加了什么，而只是纯正的咖啡，为什么还这么吸引人呢？星巴克的总裁霍华德·舒尔茨说：“我们创立的星巴克是一个绿洲，是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地。”咖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饮品，它所包含的意境远远大于它本身，许多人的生活已经融于其中了。星巴克提供的是一种情调，正像音乐无需翻译一样，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们共享，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愉悦。

    当星巴克于1971年诞生之时，加布里埃勒·科科·香奈尔却在同年去世。提起香奈尔，在时装界没人不知道。美国时装记者尼娜·海德曾评论香奈尔的继承人卡尔·拉格费尔特说：“每一季都从零开始。”永远不满足，总是渴望创造新东西，这就是香奈儿。

    当你开着一辆法拉利跑车驶出你的海滨别墅，然后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屋，开门那一刻，海风同时吹起你的女友身上的香奈尔时装时，那种亮丽似乎刹那间感染了整个咖啡屋的时候，你满足了吗？你是不是还想说：“不，我还缺一艘私人游艇呢！”不错，如果你到别的城市开会乘坐的是自己公司的专用飞机，这也并不过分，现在不是世界上许多大老板都有自己的飞机吗？

    看来，生活总有美好的一刻，却永远都没有最完美的。

    卡尔·拉格费尔特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设计。“每一季都从零开始”——这既是他自我保持艺术生命力的办法，也是尊重人们永不满足已有品牌的这一特性。同样，世界到处都有咖啡，为什么一定要去星巴克，如果单从价格上考虑，去星巴克比去别的地方品尝咖啡要贵得多，那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那里有喝咖啡应有的格调，这是一种和谐，正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物质的完美和谐。从来不会有人真正否认自己，更不会否认自己的存在，而证明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就是拥有支配自我的权力，尽力地拥有更多的东西，以达到我们表现精神所需的一切。

    以今天的科技手段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粮食产量足以维持人类生存，过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简单和谐式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但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类永不满足，这不是一句“贪得无厌”所能解释的，这是基于人性中固有的追求完美的本性使然。

    的确，大多数人忙于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这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机制，然而也有许多人热爱他所献身的领域，如医学、艺术、科技等，这种热爱要大于他的生命，如果遇到选择，有不少的人会选择放弃生命，因为他力求在他的领域中尽善尽美，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同样，古代一些帝国的创建者们，他们也力图建造一个最强大、最繁盛的大帝国，并使之恒久，这同样也是一种追求，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毁于一旦，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人类登上月球是为了科技和人类的明天，那你也应该理解那些帝国创建者——因为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他们的完美。

    你可以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你却不能否认现实的规律——从历史到今天，有一个规律一直都存在，那就是在竞争的前提下，人类的怜悯之心永远要小于利益争夺的压力，在非洲及世界各地，受饥饿困扰的人们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简单计算粮食产量就可以说能，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的竞争机制了，设想一下，商人们的目标是为了赚取商业利润，而假设你认为应该让富人们把维持生活以外的财富都拿出来分给非洲人，那么商人们谁还会再去从事商业活动呢？而商业活动是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的支柱之一，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就难以想像了。

    人们之所以要一方面保证繁荣之地更加繁荣，一方面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和贫穷之地以援助，是因为保持竞争机制和希望全人类共同发展一样重要，也就是人性中所说的完美主义需要两者的协调，不同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平衡点。如古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的威严和统治性，经常大量屠杀战俘，而随着帝国的发展，却又几次扩大公民权的范围，以及给予外族更多的利益等。

    无论你是相信精英政治还是信奉阶级政治，你都无法否认领袖在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原因就是他是核心。无法想像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法国这个时期会是什么样，欧洲的脚步又会走向什么方向，今天的美国是否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场因果关系的舞台剧而已，你不要希望以一句“如果没有拿破仑，那么也会有第二个拿破仑”来推演历史，任何事物都是数学逻辑和个性发展的结合体，而不是纯粹的数学逻辑演算结果。

    领袖首先是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他具有和你我一样的人性，而同时他又肩负整个国家的重任，整个国家系统的核心就是他的人性和智慧。前面说过，无论怎么说，他的命运都来源于他的生物性格和后天环境，而他的智慧也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核心继承了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个体与社会属性，整个国家也就将在三种主要因素下发展：这个核心、国家的传统属性和外部世界的影响。

    无论是在生物界还是在自以为高明的人类社会中，企图超越别人都是一种强烈的。“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冠军和首领，任何人都在内心深处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然而，只有少数人到达成功的顶点，走上领导人的岗位。我们明明知道山顶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仍试图竞争，这是人类追求完美的必然。”

    秩序在客观上来说其实就是要求你承认尊卑和等级制，如果说在低等生物中表现的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群居动物中则一目了然了。世界上的群居动物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核心，而不存在绝对平均式的社会。人和任何群居动物一样，都需要准确地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原因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向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原点，然后才是确定目标——如果你想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就必须参与到权利竞争这个游戏中来。

    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克林顿的性绯闻？就是因为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他是完美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和谐，他如果是邪恶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疯狂。例如美国总统一向被要求在公众面前要保持一种完美、有魅力、能得到公众赏识的形象，因为美国需要他为整个社会做表率；相反，希特勒的疯狂、超人意志和种族主义则极大地鼓舞了日耳曼民族的愤怒、狂妄和野心。

    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拿破仑，还有希特勒都曾利用他们卓越的军事天才和组织才能，以及煽动性的演讲来缔造他们个人及国家的辉煌，无论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总是左右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情绪是可以传播的，这在昨天还很神秘，但在今天早已是一种经过神经科学验证和理论研究的事实了，它在今天的应用就是情商理论，丹尼尔·戈尔曼是情商理论传播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他首先得益于神经心理学方面的一项成就，即“例如，一名领袖特有的能力之一是神入（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组织和完成各种任务而与其他人联络感情的能力。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领袖开了发令枪以后，他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在每个人的大脑里产生共鸣，感染着整个团队。”据此，丹尼尔·戈尔曼的结论是“成为一名领袖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与智力、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关，但是要说能否当领袖则取决于纯粹的情绪因素，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也就是说卓越的领袖拥有比普通人高出85%-90%的感染他人的能力，并且可以让这种能力在人群中传播下去。

    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灵长目从幼年就辨认并观察他们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之间为争夺一个特定的等级位置而展开竞争，从而在同类中间形成统治与屈从这种特殊关系。”

    很好的表达能力是感染他人的最有效手段，几乎所有的卓越领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自然，这和他们丰富的个人阅历有直接的关系，如丘吉尔的一句话：“名人的经历往往是一部饱经磨难的人物传记。”

    对于领袖而言，除了他个人，他还要面对另外两个强大的因素，所肩负的国家的传统属性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这是一种平衡与创意的表演艺术：一方面是传统规则，一方面必须寻找一条新路来把国家这条船引领到有丰富鱼群的地方。

    结果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领袖，丹尼尔·戈尔曼给出了这样一个药方：

    1. 领袖的自我意识——情绪意识：领袖应可以触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并将对感情如何影响自己的成就作出评估。

    ——自我评价：领袖应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善于嘲笑自己和作自我批评。

    ——自信：具有依靠自己的长处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参与感和安全感。

    2. 自我管理

    ——自制：有疏导自己感情的能力。

    ——透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使领袖具有威信和感召力。

    ——适应性：领袖应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面，同时保持专心致志，保持行动的连贯性。

    ——雄心壮志：雄心勃勃使领袖具有提出更高的目标的能力，并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主动：领袖不能等待机会的来临，他应先于其他任何人寻找机会并作出决策。

    ——乐观：领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他的班子中营造积极乐观的气氛。

    3. 社会意识

    ——神入：领袖有能力通过其他人表现出来的迹象来了解其他人的感情。

    ——组织意识：领袖在他的班子中如鱼得水，他善于检查人们形成的网络秩序，使每一个人处于他应有的等级位置上。

    ——服务：尽管领袖处于指挥的位置上，但是他不应忘记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服务、一种产品、一种思想……班子运转得如何取决于他。

    4. 管理

    ——灵感：领袖不仅是闪耀着灵感光环的人物，而且也能使班子里的其他人富有创造力。

    ——感召力：领袖所具有的说服力能把最优秀的合作者们团结起来，再收集每一个建议，使领袖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力。

    ——重视他人的成长：领袖应为下属的成长进步，为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创造条件。

    ——应变能力：领袖应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危机关头应是第一个改变其行动策略的人。

    ——化解矛盾冲突：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领袖的到场应起到镇静和化解的作用。

    ——团队工作：没有团队，领袖就起不到任何作用。领袖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团队的工作。⑤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药方？这简直就是一个如何追求尽善尽美的药方。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把领袖塑造成一个完美形象，因为这是社会的普遍追求，为什么？因为人性中有追求一切完美的本质。

    ●人性中的手段性

    这是一个朴实的真理：要达到目的，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手段。

    500年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有一句名言——“既要像狮子一样勇猛，又要像狐狸一样狡猾”。马基雅维利是现实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君主论》一书在500年里经久不衰，如民间流行的观点一样：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枕头底下都会有一本《君主论》。

    在现实政治中，如果说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的枕头下都有一本《君主论》的话，那他们都不会承认。相反，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杀了马基雅维利，这就是人性中的手段性。

    手段是智慧的体现，而战争是智慧的最佳舞台。公元前218-201年的汉尼拔战争可算得上是战争艺术的经典之作。迦太基位于地中海南岸，与古罗马帝国隔海相望。汉尼拔对罗马的进攻路线却选择从西班牙出发，沿地中海北岸前进，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侵入罗马。这条路线的选择大出罗马人的意料，汉尼拔的战略从一开始就胜罗马人一筹，汉尼拔认为从海上进攻是一种冒险。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失去了制海权，没有舰队保护的大规模运输航行无异于自杀。其次，从罗马南端登陆，会引起当地人的抵抗，不可能得到帮助。而从北方进攻，则可得到高卢人的支援。同时，如果在北部取得良好的开端，则有可能获得罗马南端一些与罗马面和心不和的盟邦的支持。他们有可能背叛罗马。基于这些考虑，汉尼拔选择了陆上进攻，可谓深谋远虑，战略思想颇为高明。同时，在战术上，汉尼拔也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在波河的战斗中，汉尼拔诈败将塞因普罗尼乌斯引入埋伏地，一举歼灭，罗马全军只1/4的人逃生。之后，汉尼拔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行军路线，他绕过了罗马新指挥官弗拉夫尼玛斯的设防线，通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越过沼泽地，进入伊特拉里亚，踏上通向罗马的大道。此时，汉尼拔已经在发弗拉夫尼玛斯的后方了，弗拉夫尼玛斯大吃一惊，急忙率军追击，然而，他又中了汉尼拔的圈套，他就是要罗马人紧迫地进入他精心选择的又一个埋伏地——特拉西美诸湖北岸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仅3个小时，罗马军就全军覆没，弗拉夫尼玛斯战死，战斗结束后，汉尼拔又命令给罗马士兵全都带上枷锁，却把无罗马公民权的其他意大利人无条件释放，这正是他离间罗马人与其同盟国的策略。此战后，汉尼拔没有选择轻而易举地直达罗马城，而是绕过罗马城，直抵亚得里亚海洋，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罗马城防坚固，汉尼拔劳师远征，没有攻城工具，又是在敌国作战得不到必要的补充。而在亚得里亚海岸，他希望获得一个港口，以便和对岸的迦太基联系，另外，他也寄希望于得到亚平宁半岛南端诸国的支持，从战略上说，这样无疑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做法，只是由于迦太基内部的原因和当时罗马南部诸国的观望态度，他没有完全达到战略目的。但在这里，他又一次表现了他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拨与罗马双方在坎尼城附近的平原上展开了决斗，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步兵8万，骑兵6 千，汉尼拔则有步兵4万，骑兵1.4万，总兵力比罗马少得多。罗马指挥官是瓦罗，他把骑兵分布在两翼，8万步兵在中间，排成70列，组成密集的中央方阵，汉尼拔则把4万步兵和1.4万骑兵列成半日形，两翼为重心。战斗开始后，罗马步兵发起猛攻，汉尼拔从容地让中央原来凸起的部分向后撤，这样罗马军队就像楔子一样进入汉尼拔阵中，罗马军队受两边敌军围攻，纵队也就随着进攻而越拉越长，两翼的罗马骑兵根本就不是汉尼拔骑兵的对手，逐渐被击溃。最后，罗马军队在对阵中又一次掉进了汉尼拔的陷阱，中心的罗马军队失去了目标，无法作战，汉尼拔的军队则可以全力以赴地用标枪、投石器等有条不紊地进行对罗马军的打击，直至战斗结束。结果，罗马人又一次全军覆没，5.4万人阵亡，1.8万人被俘——仅罗马骑士才可佩戴的金戒指，汉尼拔就收集了一大木桶送回到迦太基，而汉尼拔仅损失了6000人，比例之悬殊，世所罕见。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将军冯·施里芬还在研究这一战役的战术，可见其不朽魅力。

    虽然汉尼拔最后没能打败罗马，因为他是在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帝国，他得不到补充，罗马则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卓越的军事天才而留名青史。

    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战争指挥艺术的事例不胜枚举，同样作为体现智慧的又一舞台，商业也一样令人感叹。

    在19世纪的欧洲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欧洲有六大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帝国和罗思柴尔德帝国。罗思柴尔德，这是一个堪与帝国齐名的大家族，这是一个已有250年历史的家族。现在，保守地估计其家族资产有18亿美元，他们拥有欧洲最有实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管理公司，还有南非矿业的开采权，并涉及石油和有色金属冶炼，家族真正所能控制的资本至今还是个谜。“坚决禁止通过法律或是社会方式登记我的遗产，绝不允许公开我财产的具体数额……”这是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在其遗书中写的。

    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的父亲——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奠基人老罗思柴尔德给家族后代的忠告是：“和睦共事，忠于家族利益”，他设立的族徽就镌刻有五枝箭，象征着一个古老寓言—— 一枝箭易拆，一束箭难断，这就是团结。老罗思柴尔德共有五子，他们虽在他辞世后各奔东西，却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互相资助。

    老罗思柴尔德的第二条训令就是“同国王一起散步”。不言自明，与帝王在一起永远是赢取胜利的一个有力保障，老罗思柴尔德也正是靠这一条奠定了基业。他最初只是个小古董商，在他游历德意志的同时，他有意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物倾囊赠与当时的权贵——威廉王子，作为回报，威廉王子则允许他管理自己庞大的财富并成为威廉的宫廷银行家。同时也结识了更多的德国显贵，老罗思柴尔德的继承人则做得更为出色；长子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是家族的掌门人；内森和詹姆士分别在伦敦和巴黎；萨洛蒙在维也纳，与当时的首相梅特涅私交甚笃；詹姆士则与波旁王室保持良好的关系，影响着整个意大利，甚至是梵蒂冈。这样从1804-1904年的一百年间，仅是国债一项，家族收入就超过1.3亿英镑，因而得到“欧洲第六帝国”的赞誉。

    罗思柴尔家族不仅和“国王”一起散步，还更懂得一条真理——“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一个流芳百世的事例就是在1815年，滑铁卢战争期间，欧洲的债券随着战斗的胜负而变化不断。詹姆士和内森通过渠道一直注视着战役结果，当战役结束后，人们还不知结果如何时，詹姆士和内森两兄弟就率先卖掉自己的股票，使得人们争相仿效，同时，再雇用人将这些股票通通吃进，最后再抛售，这一杰作为他们赢得了4000万法郎的纯利。尽管散布假消息违背道德，但不可否认，在人性之前，利益是第一。

    在现代的罗思柴尔德金融帝国中，人才的争夺也是必需的，戴维·罗思柴尔德更是不遗余力地花重金从各个竞争者手里挖走人才。他拥有550名优秀的金融人才，由此，才可以成功对抗摩根、高盛等财团，“在得到人才的同时，要让他们有幸福感、成就感，此后应时时提醒他们要维护本公司的利益”，这一句是不是甚至可以作为现代跨国公司招揽人才的经典名言呢？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军事家，你会不研究汉尼拔吗？如果你想从商，那你是否应该读一下罗思柴尔德的家族史呢？

    “如果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那罗思柴尔德就是它的先知。”——这是诗人海涅的评论。

    ●人性需要平衡与和谐

    梁启超说：“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那就是情感。情感表达的方式很多，其中最少有两种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人性中既要求完美主义又要求有手段性，而人类又是一个社会动物，要求个体之间有合作和竞争，这就使人永远处在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两者中寻求一个黄金分割点，我一直相信在人性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点。

    人类的恶，源于手段的恶而不是追求完美生活的恶，如果否定了追求个体生活的完美主义就等于强行禁欲，这根本就是背离人性的初衷。清教徒的禁欲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性禁欲，和佛教一样，都只是一种人类面对逆境时的一种手段性规避，其实人类的任何主体宗教的初衷都是为了引人向上，禁欲不过是一种力量权衡后的暂时忍让和积蓄。

    梁启超也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至少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未济。”其二是“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所以孔子主张‘勿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抛弃，是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做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⑥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人追求完美的生活并没有错误，每个人都有人性的需要，人类绝不能否认人性的需要，实际上至今人类也没有真正、完全地正视人性，即使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性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割点是不同的，当人性的利益被压缩到无法承受时，整个社会就会处在动荡之中，这在中国就表现为社会的变革——实行改革或者是改朝换代；在西方，因为很少处在大一统的状态之中，所以社会大多的时候是处在“阳性”状态之中，即处在竞争之中，因而，在政治上，它的人民拥有相对比东方更自由的空间，但却在宗教上饱受限制——中世纪的欧洲就如同十字架阴云下的大地，惨淡无光。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是封建社会的典范，在唐朝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时期，以及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这种矛盾是最少的时候，换言之，这是封建社会最完美的时候了。而当社会的生产效率与人性的利益失去平衡的时候，整个社会则处在一种病态之中，效率低下，人民的不满情绪增加。其实，只有当人性的需求空间呈现不断的正增长时，这个社会才是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相反，当人性空间呈现负增长时，社会就必须为这种压力寻求出口，或者是武力解决，或者是政治变革。当然，武力解决有时表现为对内，即镇压，有时表现为对外，如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等。

    当然，这个分割点是受社会水平限制的，人类社会不断前进，这个分割点的位置也就不断向前移动。

    社会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性与组织之间的统一体，当然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每个人也都是一个统一体，每个人也同样需要一个黄金分割点，每个人的人性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具体环境则不同——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因而每个人也就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利益。这种利益就是他的人性空间所在。但无论在什么社会中，人性都不会得到无穷的满足，而只是达到他所处的环境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满足。他必须将自己的希望确定在这个环境中，并且不断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环境中的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会经常犯错误，环境也是变化无常，人的挫折感会不断提醒他自己的最佳利益点在那里——思考吧，把你的人生约束在一个你的智慧和环境都允许的空间之中。只有这样，当你的内心认同这份社会的恩赐之后，你才会感到幸福，你才会认为你是在向你自己的完美生活模型迈进。

    这种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尽其一生可能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分割点在那里，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什么人性空间。历史有时是野蛮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利益总是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有时历史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和贡献，只有在纵观整个历史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些生命的伟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黄金分割点仅仅是离开零点而已。而有的人他们的分割点则过分偏离社会平均的分割点，他们就是拥有极权的人，像法老、尼禄一样，他们的人性空间是剥夺了整个社会的人性空间的，但他符合“历史残暴”这一规律。组织之间的竞争必然要付出代价，自然界不就是围绕能量的交换来变化的吗？人体的成长不也是以每天多少细胞的死亡为代价的吗？

    当社会的压力与人性的利益处在矛盾之中时，你就永远需要一个平衡点，否则你会被社会吞噬，或者自我崩溃。

    真正的佛教徒说他们会持久地保持一种和谐的心态，内心平静、快乐。真的吗？科学证明他们没有说谎。美国的科学家对虔诚的佛教徒的脑部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脑部中促进快乐与平和的区域异常活跃。杜克大学的欧文·弗拉那根教授在《新科学家》周刊中写道：“我们现在能比较有把握地假设，人们经常碰到的那些看上去很快乐、平和的佛教徒心里真的很快乐。”

    ● 二元论

    “屈辱、衰落和绝望已横扫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已陷入现代世界的包围，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这就是自杀性爆炸产生的文化背景。”①

    美国人问阿拉伯人：“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是因为美国人破坏了阿拉伯人的平衡，一个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其实，无论人、社会、国家还是自然界都是一个二元世界，破坏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引起动荡。宇宙中任何事物——包括摸得到具体的物质和看不见的时间、精神、历史等，都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就是虚与实同在，这一点，道家理解得最为透彻，也就是阴阳理论，这绝不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古代理论，而是对宇宙、自然界和人的最根本的理解，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将来的科学都会证明这一点。从正负电子的存在到反物质理论，从人的两性区别到计算机的二进制，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今天霍金对相对论新的质疑，无一不是在探讨科学的二元世界，从而重新定义哲学的基础概念。

    同样，无论人、社会、历史还是国际政治实际上都严格遵守二元理论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单个的个体还是一个系统，或是许多个系统构成的世界都是二元理论逻辑的表现。人有追逐精神和实质利益的根本人性，希望完美主义和现实的冷酷这一矛盾又成为人类竞争和协作的基础。同时，竞争和协作就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形式，竞争又表现为对力量的分析衡量而导致的竞争者之间的残忍角逐和妥协，协作又是追求整体利益和对组织内利益分配的矛盾的统一。同样，人类构成的这个整体也因为人性的矛盾而不断追求一种平衡，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一种不断的进化，即由暴治、力治、人治、法治到最后的理治社会。人类的竞争从大规模的屠杀逐渐进化到理智的商业竞争，它则表现为这二元之间的一元向另一元不断过渡，这也就是人类整个系统向完美主义的变化，它则是这个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内各二元互相关联变化的结果，如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以及科学和宗教等。同时，人类整体力量的变化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各种二元矛盾的变化，如人类工业的发展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又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厄尔尼诺现象就接踵而至了。

    同时，就是同一概念也是存在二元的，如科学，它的发展本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力量，然而，人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增强了毁灭自身的能力，以前尽管是大规模的屠杀式战争，却不可能将整个人类毁灭，现在，人人头上都悬着一把剑，而且有了在瞬间同时落下的可能。

    就人自身来说，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原因就是人类拥有智慧，已经有了驾驭自然的能力，果真如此吗？

    弗洛伊德早就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人类自我意识中都存在潜意识，它同样可以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潜意识则是自然世界控制人类的一条绳索，它只服从自然世界的神经—物理规律。

    自然，弗洛伊德不是全部否定人类的理智，问题就是这种理智在人类整个控制系统中占有多少比重呢？也就是进行数学和物理思维的能力是多少？

    如果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广泛被世界接受，那么立法院恐怕就要讨论立法原则了。也许，这就是不远的将来的事。这证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智的，人也同样遵循生物属性，也就是说，人类的意识控制系统中也存在二元，即其一是对数学、物理的逻辑思维能力，其二是自然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潜意识。

    我所认为的二元世界是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存在两种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一对相对矛盾的二元，这和道家所说的“阴”与“阳”理论是一致的。这二元之间的互通有无和由此而带来的变化就构成了这个世界，并且没有恒定的东西，一切都在这二元之间变化，没有开始和终结，也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包括时间和看起来恒定的光速。也许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就是事物永远在变化之中。这是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出发点，也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道家究其理论实质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在世界各种宗教、哲学、科学、思想中最为真实和根本的思考。科学越发展就越能证明这种理论的价值。至于它所掺杂的一些神话故事则只是它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的一种伪装，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存在方式。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之处就是他阐述了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基本规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一直在寻找的宇宙物理的根本法则——有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切宇宙变化的标准呢？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我们将何去何从？爱因斯坦用公式解释了万有引力怎样控制我们的世界，并肯定了光速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基本参照量，否定了时间的永恒不变，对现实世界中的两大相对量——能量和物质之间如何转换作了数学表达。现代科学的目的就是要用数学表达一切。

    实际上对人类来说，只要数学能够表达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准确判断它的未来和我们该做的事。这和道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家陷在了只对根本而没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陷阱之中。

    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确立了相对论的地位之后，又提出“上帝是否有别的选择？”最终，他否定了。但几十年过去后，人类开始验证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在刚才提到的书中，里斯、霍金与剑桥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尼尔·图罗克及另外一些科学家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在一些宇宙中，所有物质可能已经聚集成几个巨大的黑洞，而另一些宇宙则只是一团稀薄、均一、冰冷的气体。”现代的一些新量子理论成为这些新理论的依据。看来，上帝的确没有定下最后的规则。

    在天文学中，宇宙大爆炸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宇宙的起源，但霍金否定了曾发生过一系列大爆炸的观点，理由是“这种观点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过去，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始点。”⑧同时，宇宙的二元现象，即宇宙大爆炸后形成代表宇宙整体构成的两大类——物质和能量在宇宙中的分配也是呈两个方向变化，或者是均匀地散布，或者是形成黑洞。

    从天文学到人性，再从人性到国家利益，整个世界就一直表现为一个二元的世界，利益表现为思想—精神利益和力量—财富利益，而利益又和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存在着矛盾——人需要利益来达到完美世界，但利益竞争的本身又破坏了完美主义。

    我们都清楚，历史中民族与国际社会共融、和谐相处几乎仅仅是一种理想，没有人真正梦想达到这种程度的和谐，而对彼此间的荣辱成败却一直大书特书。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者间不是二元矛盾关系，事实上正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和谐、幸福的愿望，才构成国际社会普遍道德的存在，这种普遍道德尽管在全球还只是一种梦想，但对欧洲这样的地方却已经有了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是早期倡导整体欧洲和谐相处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欧洲各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也应该和谐地存在于统一的欧洲之中；他认为各个民族显然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理由，这就是民族主义，但欧洲社会也有共同的利益，也就存在和谐共处的可能，如欧洲拥有共同的基督教、相似的政治体制、普遍的王室联姻等，甚至有时拥有共同的对外政策，所以才会形成十字军东征这种共同的行动。民族主义与欧洲共同主义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倡导的一种以动态均势为主调，以历史进步为协调手法的共同体系，这就是消除欧洲民族矛盾的模式。我们看到现代欧盟和平、协调、没有大国民族矛盾的景象，就知道这种二元论是有现实意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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