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女权主义者南茜·阿斯特到布雷尼宅第拜会丘吉尔。交谈中，阿斯特情绪高昂地谈论女权问题，并且希望丘吉尔支持她成为美国第一位进入众议院的女议员。但丘吉尔不但不支持她，反而对她的观点嘲讽有加，于是这位夫人恼火地说：“丘吉尔先生，如果我是您的妻子，就会往您的咖啡里放进毒药！”

    丘吉尔温柔地说：“如果我是您的丈夫，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咖啡！”

    ——男人最好不要惹恼女人，女人从来不谈哲学，却深深懂得怎么对付男人。男人熟悉这个世界，女人熟悉人性。

    1. 人类文明的根本：贪婪与秩序

    ●人的概念

    对人的判断上，大多数人还是十分虔诚地相信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相信上帝。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多么伟大，其实我们也只是上帝一个工厂的产品而已；也不要以为上帝有多么了不起，他也只是我们的哲学家构思出来的谎言罢了，我们与他的区别只是在于——他制造的产品会繁衍，而我们制造的产品却只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但今天，我们既实现了机器制造机器，也实现了制造有生命的生物机器人的梦想。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上帝也不过如此。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自身还从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因改变自身而改变伦理、制度、法律等社会实质。自然，生物技术与医学有直接的关系，求生与祈求健康是人天然的愿望，技术应用在挽救生命上是无可非议的。“在20世纪90年代，心脏起搏器被植入体内是一种突破，因为这已不是寻找器官，而是器官和电子器具的结合，目的是恢复已丧失或变坏了的能力。”但是，“人体能力的改善似乎将是这类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大脑神经元和硅元件的结合打开了仿生人的潘多拉盒子。”①

    自然，我们的技术会令我们变得强大起来。“有些试验使我们发现，这种结合使人体器官产生了新的能力。人会因此而具有超人的力量、极强的记忆力、精确的感觉力和更长的寿命吗？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是，由于神经科医生和电子专家在神经元和微处理器的基本结合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仿生人的神话已稍稍突破了科幻的范围。”但是人如果改变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原有身体，那么，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本源概念——人的概念，什么样的人才是具有合法权益的人，是上帝赐予的人还是生化人，或者生物机器人？

    研究人员之一的费尔南迪诺·穆萨·伊瓦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生物神经系统还只是技术获得启示的对象。现在，我们已进入神经系统本身，从而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也许神经系统是生物学上鉴别社会人的基本因素，但如今生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早晚会出现一台机器的智力会与人平起平坐，也许在应用阴谋诡计上它还显得幼稚，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完全预测说不会产生与人类智慧相当的生物机器人，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说能够制止生物机器人、生化人、克隆人的出现。而一旦他们出现，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概念呢？

    “这一研究成果已开始应用于简单的生物传感器。在洛杉矶，神经科医生米歇尔·博德里利用老鼠和兔子的大脑制成的仿生体，提示士兵注意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蒙大拿大学的昆虫学家杰里·布罗芒申克引导蜜蜂寻找爆炸物。他的一个合作者汤姆·贝克对蛾子触觉的识别气味的能力进行了研究。他想最终研制出一种能够探测出爆炸物确切位置的仿生体。美国在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军事方面。”将技术应用在这些方面并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这些是技术的正常应用范围，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也许我们不再是上帝唯一的孩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艺术品将在法律上与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权利了。这也许就是二三十年后的事。

    可见，人不是自然的精灵，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部分。我们既不是自然的上帝，也不是自己的上帝，更没有一个虚无的上帝支配我们。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人究竟是世界的主宰还是上帝的奴隶？蒙昧之初，人类几乎绝对虔诚地相信神的存在，但随着知识和力量的增长，人类越来越自信，进而到了藐视自然的地步，似乎人类主宰自然的日子指日可待，是这样吗？

    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永远都不是。

    在《圣经》中有一个词：威利坦，这是指海中的怪兽，在《圣经》中是邪恶力量的代表。这实际上来源于航海者对巨型章鱼这类海洋动物的恐惧，儒勒·凡尔纳就曾经在其作品中渲染过它魔鬼般的狡诈和力量。在广阔的太平洋中，就有一种被称为octopus dofleni的巨型章鱼。

    章鱼善于伪装，它可以在瞬间将自己和周围混合起来，它的皮肤使它和周围的礁石、海藻没什么区别，这既可以躲过海豹这样的天敌，也可以在猎物游过的时候突然攻击。在不同类型的章鱼之中，有的可以分泌出一种毒素，有的在深海中则把吸盘进化成了可以发光的器官等等。这和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没有，两者都是在进行一种系统性的智慧和角逐游戏。在选择间谍的时候，有一条标准就是尽可能选择不引人注目的人，相貌平平、令人过目即忘是最佳标准，智慧就是需要这样的外衣。但如果在谍海深处，美丽鲜艳的女色则又是一道间谍的风景——道理是一样的，平凡是伪装，美丽是炫目，同样可以达到避开怀疑的目的。

    在人类的普通认识中，往往认为动物只是一种低等的生物，谈不上什么智慧，它们的活动更类似于条件反射般的方式——饥饿促使觅食，生存为了繁殖。但好像这过于贬低章鱼了。在一次试验中，章鱼明白只有打开广口瓶的盖子才能吃到里面的龙虾，而不是周而复始地围着它转个不停。这就是一种“概念智力”的思维方式，章鱼实际上有两套既独立又联系的记忆系统，一个是大脑（包含5亿个神经元），一个是源于吸盘的经验式的记忆系统——这和人一样，人类的认识同样来源于经验和自身的遗传信息。人类对这种神经及思维模式还远没有弄清楚。

    也许，人和动物在自然意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进化的方向不同：狗在嗅觉方面不断加强；鸟类希望借助飞翔开拓生存空间；狮子靠狮群的合作和卓越的攻击能力获得尊敬；鲨鱼也是一样，借助群体间的组织协作力量，但它不想离开水；而人类，希望靠狡猾地利用各种工具来填饱肚子，而靠工具就不得不进行大脑的生物进化。这看似获得了上帝的青睐，实际上，在自然眼中，人类也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种，毫无特殊而言。

    那么，如果说人类在生命的七大特征上与各种生物并无二致的话（只是在各个生命系统反面进化的程度不同而已），那么人类是不是在社会性方面可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自然是十分伟大而复杂的，千万别高估人类的能力。在自然眼中，我们和导致我们生病的病毒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性也同样不是人类的创造。

    人类社会无论是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还是在意识混浊的时候都只是上帝实验室中的小白鼠而已，在人意识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即人更加表现出其本质的部分。如人在醉酒后就往往表现出意识缺失，流露出的多是本身生物属性的强大特征。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也发现，酗酒成瘾同样有生物学基因因素，而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在动物中也存在母亲对子女的社会性影响。关系到人类社会法律和社会文明的情绪、忧郁和性冲动等就和血管中血清素的含量密切相关，而血清素含量低的猴子在猴群中也是表现得易于冲动和自控力低，它们往往更容易喝醉和好斗。在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话：

    “希格利发现，尽管基因会影响一个人成为酗酒者的几率，是否有母亲照料以及正常的社会生活也非常重要。如果猕猴一出生就离开母亲，并且从来不和母亲共同生活，如果它们只能从同伴而不是母亲那里获得社会经验，它们通常会尝试饮酒来开始社会生活。”②

    这和人类社会中破碎的家庭中的孩子何其相似啊。

    也许，人类的法律早晚有一天会认识到，一个人酗酒并不是单纯的自制力差，而是有着生物学原因的。“如果他们有容易酗酒成瘾的家族基因，一个糟糕的童年也足以打破平衡，把它们送进长期酗酒者的行列。”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人类过于看重自己的社会性了，而没有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超越自然，就在他们的身体里，自然的因素实际上时刻在支配着每一个人。完全的怪罪某人长期酗酒实际上是对他生物特异性的不公正，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还没有进化到依据个体生物属性的区别而制定法律和社会规则的程度。同样，今天的法律还只是针对社会平均标准而制定的，它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是不公正的，人类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将法律制定得精确到为每个人量体裁衣的程度——充分依据每个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环境差异而制定对应的标准，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但这的的确确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记住希格利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血清素是大脑的刹车闸。它控制着我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而每个人的血清素含量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甚至在一天中的各个时段都不尽相同。弗洛伊德的研究就是要告诉人们——人类的意识世界并非是上帝的赋予，而是大自然的杰作。人类在大自然眼中只不过是它制造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一个机器而已。甚至人类自认为区别于动物属性的意识活动，也是自然世界制造的生物计算机活动的结果。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就如此说：“自我甚至左右不了自己，只能依赖潜意识活动中微不足道的信息。”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每一个活动都受制于潜意识。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甚至会得到令我们十分丧气和恐惧的结论：整个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受潜意识支配的，我们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木偶，我们的伟大文明原来也不过是自然的木偶戏，那我们是什么呢？这样说并非仅仅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现代新兴的进化心理学和现代大脑扫描技术同样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

    如果还有人争论说，人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人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一个有区别于动物的政治活动。那么，不妨再看看科学家对动物社会组织性的研究。有趣的是这次科学家研究的是蚂蚁的强权统治方式和人类强权政治之间的共同之处。在《自然》杂志上，有一篇英格兰的大学教授弗朗西斯·拉脱奈克斯的研究论文。

    “如果母蚁的地位受到其它雌性蚂蚁的威胁，她就会用刺对付挑衅者，并留下特殊的化学混合物。”一旦级别更低的蚂蚁发现这一化学物质，就会攻击这个挑战的蚂蚁，直到它死亡。拉脱奈克斯说： “这项研究表明蚂蚁和人类存在共同点，用武力维持社会秩序以防止出现不端行为。” ③

    这和人类统治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人类的战争似乎证明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生存的束缚——由同自然的战争转变到同类间的战争，是外界压力消失的标志——证明了人类已经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文明。其实狮群之间也存在领地的战争，每个狮群内部也保持秩序和等级，有什么不同吗？人类利用工具，那是因为人类选择进化大脑，而狮子选择进化的是牙齿。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换算成利益，自然，如果你把亲情也看成是一种感情利益的话就更完美了。任何人之间的交往、诽谤、阴谋、战争、示好、亲密背后都隐藏着利益。所有的行为都按照一种社会契约的模式，即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套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自人出生后就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教化着每一个人。这就是说，任何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在自觉地或潜意识地按照自然要求的去做。

    这是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

    我在研究中前进了一步，即寻找按规则行动的证据。我对社交游戏——在很多哺乳动物，尤其是在幼畜中普遍表现为快乐的打斗尤为感兴趣，因为这种打斗具有专门的交战规则，从而使参与者能够给一些举动以新的解释，否则这些举动看起来就可能升级为大打出手。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动物确实遵守规则，而且它们希望其它动物也能这样。

    我对小狗和小狼的观察结果显示，它们使用一种特殊的信号来防止对游戏行为的误解。它们在发起游戏时，会做出一种“鞠躬”的动作，即蜷曲前肢，同时把翘起来，以改变动作的含意。我还发现，游戏者在猛击身体和撕咬时，经常利用自我强加的障碍来限制自己与较弱的玩伴打斗时的力量。角色互换也很普遍，这样在游戏时，强者经常会让弱者占上风。这类行为减少了玩伴之间在体型、力量等优势方面的不平等，从而培养了对开展游戏至关重要的合作和互惠。

    遵守游戏规则看来有助于个体融入群体，从而获取群体生活的好处。不过道德感还可能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从而建立强大的成功的群体，让整个群体受益。

    所有这一切在人类道德方面能告知我们什么呢？首先，道德不是由我们创造的，其起源要比我们自身的起源久远得多。其次，我们应当放弃我们人类在道德上优于其它动物的观点。诚然，我们聪明的大脑赋予我们高度复杂的是非感，但同时也赋予我们更大的操纵他人的余地——作弊、欺骗、试图从不道德的行为中获利。④

    ●善还是恶

    为什么要从人开始呢？因为这是人的历史。

    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善和恶，似乎这是人类所有矛盾的根源。

    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由人来问的，最终也要人来回答。任何事也都是人性使然。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哲学的起点，而与之对应的也有“人之初，性本恶”一说，哪一个对呢？

    在人性思想方面，孟子是主张性善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端”即“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告子上》中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对人的非分之举他则完全归因于外界因素，“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过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

    在《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呼？”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遗其君者也，何必曰利？”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孟子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是否对他的国家有什么良策？孟子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利呢？只提仁义不可以吗？如果国君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园，士子、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个人？如果举国上下都只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些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士大夫在万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千乘兵车，在千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百乘兵车，可谓富甲一方，然而，如果都本着先利后义的原则的话，那么不把国君的全部权利和财富都置于自己手中他是不会罢休的。但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尚仁者会遗弃父母，也从来没有一个尚义者会背叛君主。那么，作君王的是不是只提仁义就能安保太平了呢？何必出口必言利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将之所以推崇仁政的哲学阐述得很清楚，与王政最直接的矛盾就是“利”，孟子哲学认为仁心是人所固有的，也就是“性本善论”，这种仁心无需外求，而是需要“反求诸己而已”，也就是要自我修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妥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段文字出自孟子《尽心下》一文，要求人们从清心寡欲做起，修身养性，逐渐做到内圣外王。“人人可为舜尧”，这就要首先消除人为利而引出的矛盾，消除矛盾的根源，各自遵循各自的人生轨迹，与人为善，人与人和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这里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君王以这种心治理国家，臣民又遵循仁义理智的教义，那么可谓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了。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的哲学也只是众多的思想之一，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主张，他带着他的梦想去拜见一个个君王，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最终也没有一位君王真正接纳他的哲学，更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富国强兵，以图霸业。而孔子、孟子的主张过于偏离现实，君王们要的是长矛和粮食，而孔子、孟子给的是哲学殿堂。哲学殿堂固然令人崇尚，但那应是在霸业已就，需要从长治国之时。换句话说，正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一统天下的基础，而不是孔孟哲学，也正如秦王朝的暴政违背了孔孟的重民轻君思想而导致覆没一样。

    事实上，利益与仁政并不是矛盾的一对，但却要有个平衡点，这还是要归结到人性的善与恶上。孟子的言论、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这是他的出发点，然而，人真的性本善吗？如果不是性善，那就一定是性恶吗？

    看看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有人生下来就是皇帝，有人生下来就是奴隶，公平吗？有人虽贵为名门望族却荒淫无度，为害一方，有人同样出身高贵，却功绩斐然，名垂青史，是生活方式不同吗？有人一生贫寒，愁苦凄凉终日，最后冻死路边，有人贫贱不移，隐思勤奋，终有所成，是命运吗？

    其实，相信命运还不如相信这样的一个公式：

    命运=人性×性格×后天思想（环境）

    自然，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性格，有其生物属性，而后天的环境（包括各种环境，如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宗教环境、社会环境等）也是导致其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后天思想则是影响人性的主要因素，人的性格难以改变，这就像每个物体都有固有频率一样。性格与后天思想互相影响，最终决定这个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也就同样决定了他的命运。当然，有些后天环境不是某个人凭个人能力所能决定的——如生而为奴，那么他也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默默无闻者。而有的人虽生于贫寒，但终究是生活在人人皆有机会的社会中，所以，他可能会凭着坚韧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获得成功，如林肯。人离不开社会，人与社会就像鱼和水，至于人性，生来是没有区别的，人生下来时，只有性格的懒惰与勤奋、毅力的坚韧和脆弱，而没有善与恶，善与恶是在后天中形成的，是社会和个人环境以及他的性格三者共同铸就了他的思想。

    人生下来时只是一张白纸，是他的性格、他外在的环境和他这个时代的社会共同在这张白纸上描绘出的一幅命运之画。

    其实研究人性是一个亘古的命题，也是一个应该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人性无处不在，这不能仅以宗教、阶级划分，也不能用不同文明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种表像来表达，因为这些都只是人性的表像而已，相反，它只能证明人性的存在和它的伟大，而不是否认。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他们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就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大帝国之王，他们都坐在一把相同的椅子上——他们是皇帝，大权在握，有千百万的奴隶，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观看角斗表演，可以把任何人投放到罗马竞技场，包括元老院的元老或是一位将军，他也可以用一支军队去征服一个国家，然后将那里的人民屠杀或是变为奴隶，这都随他。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帝国，军队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核心，而皇帝是军队的灵魂，也就是说他有强权，必要时可以用剑而不是法律来说话，这也就为他的人性表演提供了保证。

    恺撒是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好评的一位罗马统治者，他慈善、明智、宽容、温和有理、忠于朋友，他没有像苏拉和马略那样对政敌采取残酷的报复，斩尽杀绝。恺撒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非常想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但那时罗马共和制思想还是那么坚固，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戴上皇冠，当有人在城门口前把他当作一位凯旋而归的国王来迎接的时候，他很高兴，但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恺撒！”是虚伪吗？自大吗？他是恺撒，所以根本不屑作为一个国王吗？的确，恺撒后来在历史书中一直是一位高于一般皇帝的凯撒大帝——俄罗斯和德国的皇帝称谓也都来缘于恺撒一词，也许，他的一生可以用他征服小亚细亚后的一句话来总结：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不是吗？他同样也征服了罗马帝国，他真的不可一世，但恺撒从没有真正称帝，也就是说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皇帝，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凯撒大帝。作为一个军人，他有征服敌人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质，也像普通军人那样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在西班牙战胜庞培两兄弟时说：“过去我是为取胜而战，这次我是为生存而战。”同样，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赌一回，在渡过鲁比扎河的时候，他说：“股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当作为一个男人时，在征服埃及以后，他又醉心于埃及女皇科列奥帕特拉的美貌，以至有人评说：“如果科列奥帕特拉的鼻子短那么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作为一个帝国的征服者，他已准备好征服帕提亚，以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然而，他的仁慈为他带来了不幸。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他远征的前三天，他被元老院刺杀，凶手就是那些受到恺撒宽容的元老们。而作为一个政治演员，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明明是共和制的终结者，然而却以“奥古斯都”这种元首制做法赢得了“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的赞誉，正如维尔斯所说：“在这出罗马共和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他是一个比其他演员气势都大，能力都高的人。总起来看，他也许是当时罗马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了。”恺撒未能突破的共和制障碍，屋大维不但突破了，而且利用了。

    相反，尼禄在罗马史上却以极端荒淫、残忍而著称。在罗马和平盛世之时，尼禄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为所欲为，这是人性的一个真实要求，人类理想在现实中因面临诸多的、冷酷的限制而不可能实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几个人有机会在为所欲为方面得到尝试。尼禄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实质上是国家管理中的一环，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职位，当然，这是一个核心位置，因而自古许多人为它明争暗斗，因为这个职位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尽管有时权力的大小会因时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尼禄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罗马帝国处于盛世，官僚体系完备，社会稳定，皇权相对集中，以致可以让他为所欲为，让他尽力展示人性，他完全没有兴趣思考作为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而是醉心于音乐、戏剧、赛车和女人，并且喜欢用残忍的手段对付每个人。公元59年，他派人杀死了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因为他担心她会和他争夺王位；之后又逼死了已经辞职的塞涅卡；不久，他又恢复了叛逆法，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贵族将会因此而丧命；尼禄遗弃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屋大维的女儿，他还公开让娼妓在皇宫大跳舞，而且，他还身披新娘婚纱嫁给一个淫童。公元64年，他又放火烧了整个罗马城，为的是在这里重建一座巨大的宫殿，名为金宫；尼禄对艺术有着出奇的迷恋，亲自参加舞蹈、歌唱和赛车等各种比赛，并且坚持以平等的身份参加，他甚至亲自参加角斗士的竞技与表演，一个皇帝到了如此地步，除了背叛还会有别的选择吗？一个企图推翻尼禄的将领失败后被处死，尼禄问他何以忘了自己宣誓效忠的誓言，他回答说：“因为我恨你，当你深受人民爱戴的时候，全军都是同样忠诚，会拥护你，但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车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尼禄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不能否定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的这种精神正如他死前的呼声——“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如果在今天，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毕加索，同样，毕加索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是一位好皇帝。

    尼禄为人残忍，却不能说明人性就是残忍、是恶。只是人有了施展的机会才将人性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反过来也证明人有劣根性？不，不是这样，屋大维也同样残忍地对待他的政敌，但仅限于政敌，却不是随意施暴，恺撒更不是，他的宽容和善良有目共睹，他们都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施政手段和为人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是他们的性格与后天思想的结果。

    在李维的《罗马史》和玻里比阿的《通史》以及后来的历史中，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果单以善恶为论，各自都占有不小的比例，如果谁有兴趣做一个统计学调查，调查世界各国元首的善恶性，相信大致的比例应在50%左右，当然，这会有社会时势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不影响人性的表现，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再以简单、残忍的屠杀、奴役为手段了，表现残忍、冷酷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不顾民众疾苦的苛捐杂税等。

    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行为史，国家、社会是人类的组织形式；战争、商业行为则是人类争夺利益的表现；而宗教、文化则是人类对自身意识的思考和表现。如果把整个人类看作上帝，那么怎么用战争来解释创造文明这种伟大呢？可见人类不是上帝，人类也不是撒旦，不仅仅是毁灭和破坏，还有创造和繁荣。

    权力与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人性与权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孪生姐妹，几乎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权力，因为获得权力是施展人性的保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有一句著名的警世名言——“权力使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权力真的如此邪恶吗？《权力论》作者丹尼斯·朗则一语道破，他说阿克顿只表达了“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权力可以使人崇高，正像使人一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丹尼斯·朗对权力与人性的理解更为透彻和完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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