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快乐的美国“穷人”（1）

    每一个国家都有穷人，美国也不例外，那么美国穷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呢？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1995年的美国，41%的贫穷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平均每个穷人家庭拥有蠕睡房，1.5个卫生间，一个停车间，一个阳台或者院子。超过75万的穷人所拥有的住宅价值超过15万美元，其中约20万的穷人拥有的住房价值超过30万美元。只有7.5%的贫穷家庭是拥挤的；在接近60%的家庭中，每个人都有两间以上的房间。每个美国穷人的人均住房面积，比日本的人均住房宽敞1/3，比俄罗斯的人均住房宽敞4倍。注意，这里参照的是普通的日本人和普通的俄罗斯人的住房标准，而不是日本穷人和俄罗斯穷人的标准。

    在美国，七成的贫穷家庭有自己的汽车，其中27%的家庭有两辆以上。97%的贫穷家庭有彩色电视，其中接近一半家庭有两台以上。接近3/4的贫穷家庭有录像机，1/5有两台以上。64%的贫穷家庭有微波炉，50%拥有立体声音响设备，超过25%的家庭有自动洗碗碟机。2/3的贫穷家庭有空调。相比之下，30年前全美国仅有36%的家庭拥有空调。

    虽然作为一个穷人阶层，但他们却绝对不至于长期挨饿和营养不良。事实上，美国的穷人比中产阶级更肥胖。接近一半的成年贫穷妇女体重过胖。84%的穷人承认他们的家庭粮食“充足”；13%声称他们“有时”吃不饱；只有3%说他们“经常”吃不饱。

    穷人家的孩子所消耗的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与中产阶级的孩子所消耗的相差无几，而且两者往往都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实际上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吃更多肉类，而对蛋白质的摄入，两者都比正常的标准超出了一倍。今天，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都营养过剩。他们长大后，会比1944年登陆诺曼底的美军平均高1英寸，重10磅。

    而且华盛顿一家调查机构经过四个月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穷人比富人和中产阶级生活得更开心，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都相当紧张，他们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而美国的穷人则没有这些顾虑，而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让他们不需要花费心思为吃饭担心，所以相对而言，美国的穷人生活得反而比有钱人轻松。

    美国纽约的一家公寓楼，每天早上人们走出家门时，总会碰到一位垃圾工。他身穿蓝色帆布衣服，破旧但不脏乱，一边拿着夹子拨弄着垃圾，一边哼着美国的乡村音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垃圾工还能这么快乐，这让很多外国人感到不理解。人们在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没有像常人所想的那样，无奈、哀怨地低下头去，见别人看着他，他总是开心地朝对方挥挥手，喊道：“hi，good morming.”咧嘴一笑，露出一排黄色的、并不整齐的牙齿。

    他的笑容本身并不好看，但却充满着真诚，那是源于内心深处愉快、轻松的笑，是享受生活时真诚愉悦的体现。很难想象这样迷人的笑容出自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垃圾工。

    这样的笑容并不仅仅是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美国有很大一部分穷人都像他一样保持一种乐观情绪。杰克是加州一所学校体育馆里的黑人清洁工，个子不高，头发卷曲，23岁左右。当学生们在健身房里呼啦啦地使用各种器材健身时，他便开始工作了：随时捡拾地上的纸屑，清扫地毯上的微尘，调试各种健身器材。最有趣的是，他总是非常富有节奏感地跳着劲舞的步子走到纸屑处，轻轻挥动扫把，纸张呼的一声卷进簸唬

    如果健身房里播放节奏感强的音乐，他便索性放下手中的工具，旁若无人地蹦迪，非常的投入，学生们会忍不住为他叫好。看着他矫健的舞姿，总能感受到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朝气，这种朝气不单单源于年龄所特有的青春气息，更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若不是有一颗快乐的心，他怎么能够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完成在常人眼里看来并不体面的工作呢？

    当然，他们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好的心态也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美国政府和其他各种组织为“穷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便。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就曾经宣布，他们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低收费的基本电话服务，让加州的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家庭电话的服务。此项计划的名称为“普及电话服务”（ults）。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示，加州有八千多户的亚裔家庭至今还没有基本家庭电话服务。家庭电话的普及让这些居民能够与家人、朋友以及子女的学校取得联系，增加了工作机会，并能及时享受健康与急救服务。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推出的这个ults计划，可以帮助低收入家庭节省50%以上的基本家庭电话服务费。对此计划有兴趣且符合收入要求的家庭，可以通过免费电话1-866-272-0356提出申请。热线电话还安排国语、广东话的服务。有听力障碍的人士，可以拨打1-866-272-0358要求协助。人们还可以通过电话索取资料以及查询当地其他可以提供服务的社区组织。

    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也是“穷人们”维持生活的关键所在。中国某高校社会工作与管理系教授对此作了详细考察。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始建于1930年代。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所担负的救贫责任极少，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多数的贫困者、不幸家庭与孤儿仍要依靠民间的慈善组织和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救助。经由30年代的“新毡和60年代的“与贫穷作战”，美国社会的救贫措施大大加强，并促使政府在救贫工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1929年，美国出现了经济恐慌与萧条引发的危机贫穷问题，为了应对这一经济社会变迁，政府陆续采取了多项措施。1933年罗斯福总统提出“新毡方案，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935年国会通过的“社会安全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救助方案，它将妇女、儿童、老年退休、残疾与失业补偿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中，形成不同类别的救助体系。公共救助方案在政策设计内涵上强调对“值得救助的贫民”的扶助，救助条件苛刻并呈现出明显的惩罚原则；从政策实施主体上将救助责任和权力推给了州政府；从政策的后果看则带给了穷人显著的社会烙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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