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危机如何化解(3)

    9月下旬，赫尔利交给蒋介石两份文件。一份是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陆军和空军司令官的草案。另一份是蒋介石给史迪威的指示草案，美国战地指挥官要“立即着手改编并重新部署陆军和空军”。该文件命令史迪威将军可以组建并装备部队，解散旧部队，而且可以不管现行的管辖权限，把个别军人和部队从这个司令部调到另外一个司令部。最后，史迪威要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和给养，为此，要发给收据，由政府给予偿还。史迪威的两个文件如果付诸实施，会让摇摇欲坠的蒋政权机构垮台。在一个已经习以为常和蓄意制造的士兵营养不良、遭受剥削、饱受虐待和从士兵身上谋取好处的军事制度下，即使是改善部队生活的建议，也会受到连级以上大多数军官的抵制；而且如果他们的反对遭到拒绝，定会摧毁深受通货膨胀之累的经济，中国的财政也无力支付戍守或部署在各地的军队在当地征用的给养。

    赫尔利和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扩大史迪威指挥权并使双方都满意的途径。在此期间，军事状况日益恶化。蒋介石希望云南的军队从缅甸边境出发（刚占领了腾冲，还需要占领龙陵就可以控制整个缅甸公路）来保卫昆明。史迪威将军向马歇尔报告了这一请求，马歇尔正在魁北克与丘吉尔、罗斯福和联合参谋部成员一起参加会议。他们计划光复整个缅甸，把蒋介石的军队从边界撤回来将使整个光复计划搁浅。

    9月16日，罗斯福发给史迪威一份内容激烈的电报并转交给蒋介石。该电报用第一人称写就并用特殊密码发送，这样可以发送原文而不是意译的东西。电报的开头表达了他的信念，在读了关于中国的最新报告后，除非他马上照办，否则会面临灾难的后果：一是增援中国在萨尔温地区的军队并加强防御；二是给予史迪威将军“无限制的”三军指挥权，总统说他信任委员长，他的远见卓识指导和激励了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他将会明白采取这些步骤的必要性。总统非常坦白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信的结尾写道，因为“很明显，进一步的耽搁将使所有你我拯救中国的努力无效”。

    19日下午，当史迪威带着总统的信到达重庆时，赫尔利正参加蒋介石在其官邸国民党各高级将领举行的会议，史迪威拒绝了蒋介石请他会见在场的其他高级官员的请求，他向赫尔利出示了罗斯福的信并准备在会议中读出。赫尔利劝阻了史迪威，“不应该现在，因为强硬的语言，这样做会让他感到被迫对我们的要求做出让步……他已经要派兵南下来增援萨尔温，他要任命你为总司令”。

    在一个各方面高级将领都有参加的会议上宣读信件会使蒋介石更加尴尬。赫尔利回忆说，当向蒋介石宣读电报的中译本时，他就好像太阳穴神经被撞击了一样，但没有任何情绪表露，他只是说“我晓得了”。接着他伸手去拿他的茶杯却把盖子盖反了。而史迪威将军按中国的习惯来理解，“我觉得，这个姿态意味着会议要结束了”。所以史迪威和赫尔利也从会议中退出来。

    罗斯福的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使蒋介石恼羞成怒，他随即取消了与赫尔利的晚餐和几天内与美国使节有关的所有活动。但平静下来后，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与美国政府摊牌的大好时机，他一直想把桀骜不驯的史迪威排挤出中国，但苦于找不到借口和时机，此时蒋介石认为，机会来了。

    史迪威对自己所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为此他还在日记中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论那个时刻。但史迪威和其他人都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以为它能迫使无能的蒋介石政权俯首听命于华盛顿。假如蒋介石不愿意行动——事实上他也的确未采取行动，他必须做的一切就只是拖延和缓慢地前进。

    9月24日，蒋和宋交给赫尔利一封信，请他转交罗斯福。信中重申，史迪威缺乏政治头脑，连现有的工作都干不好，更不用说指挥全中国的军队了；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中队，中队可能会叛变。因此，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将史迪威召回。尽管蒋介石接受美国司令负责他的军队的原则，但他不能由接受史迪威担任这个职位。迫使他这样做将“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暗示如果罗斯福不同意他的要求，他有可能考虑单独与日本方面媾和。赫尔利附加了自己的意见：史迪威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心问题。只有撤换史迪威才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史迪威却完全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危机，他随即向华盛顿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即由他本人亲自去一趟延安，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军事合作。消息通过美军观察组转递给中央后，、朱德立即对史迪威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与期待，因为他们都与这位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将军神交已久了。

    然而，史迪威去延安的诺言已经没有实现的机会了。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华盛顿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时内离开中国。史迪威无奈地叹道：“斧子终于砍下来了。”在重庆的最后两天里，他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向他尊敬的宋庆龄告别。

    临行前，史迪威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非常遗憾今后不能与您和您卓越的部队共同战斗了。第一次史迪威危机随着他被召回国的脚步渐行渐远。只留下一团团疑问和历史的难题留下给继续战斗在中国这片伟大土地的美国人。

    史迪威曾经积极倡导和推动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他奉召回国，那么这个代表“史迪威精神”的美军观察组的命运将会怎样呢？观察组52岁的包瑞德组长和其他成员都忧心忡忡。事实也证明，史迪威走后，红色延安与美国之间的合作也出现了较大的波折。

    很久以后，戴维斯得出结论，他说：关于史迪威的指挥权之争其实是两种错觉的结果。一是美国对中国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体现了一种内疚的因素，因为美国没有在日本侵略时及时来拯救中国。另一种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以为能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它的愿望来确定中国事件的进程。不过当时罗斯福总统把对史迪威的召回所涉及指挥权的事情看作是“性格的问题”。并不涉及战略、物资分配或者与中国的关系。很明显，个性是有冲突的，因为尽管史迪威了解中国，但他不是为战争中装病而高兴的人。因为他努力让蒋占领敌人的战场经历了种种挫折，这让他变得不耐烦。

    另一方面，蒋介石从未容忍任何人对其政治计划的反对，他更不可能容忍一个敌意的外国人，尤其此前一直是一个陆军上校的人。史迪威被召回后，委员长受到美国的强硬威胁就更少了。不过，他不得不时时想到美国人，因为这个变动使美国人有更大的自由决定将他的军队所需要的资源送到什么地方。而且，他的胜利也不像他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用美国人的钱将国民党军队重新改造成一支有效率的现代军队的机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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